徐松石

一、出身及少年時期（1900-1915）

徐松石，原名徐振凡，祖籍廣西容縣，1900年出生於廣州。他自稱“屬客家族。遠代祖先，世居廣東蕉嶺縣”。清康熙十二年(1673)，新興徐氏族人的一支，落籍於廣西容縣，為容縣徐氏始祖，傳至徐松石為第十世[1]。徐松石的父親徐玉其是清代秀才，曾留學日本；壯年時辦學、著書、經商，倡導實業救國。母親甘淑慈，祖籍亦系廣西容縣。徐松石幼年及少年時期，先後在家鄉容縣和香港讀書。他自幼受父親嚴格教導，學習中文；年少時便已接觸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古籍，“幼讀儒書，稍長兼愛釋老之學。[2]” 在信仰方面，由於其家人只有拜祖先的習慣，別無其它信仰，且有“重視國粹，輕視外來風化”的傾向，故此一家人與基督教絕緣[3]，他也不例外。直到入讀上海滬江大學之後，徐松石才接觸到基督教。

二、上海時期（1915-1957）

滬江大學期間（1915-1922）：1915年，徐松石15歲時，只身從香港赴上海求學，次年考入滬江大學預科，並於1918年升入滬江大學本科，就讀於社會教育系。滬江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1906年由美南浸信會華中差會和美北浸信會華東差會共同創辦，最初名為上海浸會大學，設大學、神學院兩部，1914年更名為滬江大學。

在滬江大學求學期間，徐松石與基督信仰有了接觸。1918年秋升入本科後，他對於基督教之福音，漸漸發生興趣[4]。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來華宣教士大量增加，徐松石便有了更多聽道的機會。在一次艾迪博士（G. Sherwood Eddy）的佈道會中，徐松石深受感動，決心歸信基督，時年19歲。不久後，於1919年4月12日，徐松石受浸歸入主的名下。接受救恩之後，他決定將自己作為活祭，全心奉獻給主。他在攻讀社會教育專業的同時，亦兼修滬江大學神學院之神學課程，生活忙碌卻愉快得很[5]。

1919年，五四運動席卷全國，徐松石受新文化運動之影響，時常應用西學析解中國的社會現象[6]，寫成多篇文章發表在基督教雜誌上。才華初綻，被譽為“滬江三才子”之一。除寫作文章外，他亦從事翻譯及著述。1920年，徐松石翻譯了《兒童德育訓練法》一書；1921年他參考、吸收西方近代教育原理，寫成首部學術專著《新教育理論》，由上海廣協書局出版發行，流通頗廣。1921-1922年間，徐松石被大學推舉為上海學生會書記和校刊《天籟》的中文總編。

出版社期間（1922-1927）：1922年，徐松石從滬江大學畢業。畢業前一年，他已被當時的滬江校長魏馥蘭博士（Dr. F. J. White)推薦給威林士牧師（Dr. J. T. Williams），後者正計劃在滬設立美華浸信會印書局（即後來的浸信會出版社）上海編輯部。於是，1922年7月徐松石畢業後，便受聘為該書局上海編輯部主任，負責編寫浸信會少年團季本及主日學師範課程。1924年，徐松石出版了《家庭教育與兒童》一書，探討幼兒教育理論。該書於1931年和1936年兩度再版，在學界影響頗巨。其後，他又翻譯了《實用兒童教育學》，作為主日學合會師範課本。同時，他還編譯了許多聖詩，在教會中流傳甚廣。這一時期，徐松石的學術研究方向主要在基礎教育。

在服務美華浸信會印書局的五年中，徐松石經歷了人生中頗為重要的幾件事。其一，1923年，他參與了全國第一個基督教文社的組建會議；其二，1924年，由港粵名牧劉粵聲牧師證婚，徐松石與郭琪芬女士結為夫婦；其三，受“非基督教運動”和“北伐運動”的影響，許多西方宣教士退居二線，讓出行政大權，只擔任顧問或輔導角色，如此便需要華人起來擔當領導及行政職務。徐松石於1926年被按立為上海廣東浸信會執事，其後經常在此教會及其它教會講道，並兼任主日學及少年團契指導員的職務。

女子中學校長期間（1927-1952） 1927年秋，徐松石辭去出版社職務，在短暫代理某公立中學校長之後，出任滬江大學所屬的上海崇德女子中學校長一職。他在此職位上工作25年之久。在此期間，徐松石的社會職務頗多，除了擔任崇德女子中學校長一職外，還兼任滬江大學、之江大學、華東大學教授職務；同時亦擔任上海基督教中學聯誼會主席,華東基督教教育會會長,並在張亦鏡先生去世後，一度兼任上海浸信會《真光》雜誌總編輯等職。

與此同時，徐松石在學術上也頗有建樹。大約在20年代中期，他的學術方向有了一次轉變——從基礎教育轉入對民族歷史的研究，從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術地位。他累計著有多部研究民族歷史的學術著作，成為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研究嶺南民族歷史文化的著名先驅。1934年，其著作《耶穌眼中的中華民族》出版發行；1938年，《粵江流域人民史》一書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後被譯成日文；1948年，他又完成《中華民族眼中的耶穌》一書的寫作。該書是比較宗教學之力著，幫助讀者了解基督教的教訓與中國宗教及哲學思想的關連，並可在基督教的教訓中引用中國宗教的術語[7]。

在這一時期內，徐松石亦忠心服事主耶穌基督的教會。1929年6月，他應邀列席參加有關建立本色化教會的討論。此討論是由中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誠靜怡牧師倡導的，以推動中國教會自立、自養、自傳。一方面鼓勵中國教會要多負責任，一方面要使基督教配合中國的文化背景[8]。

1935年，徐松石參與美南浸信會差會將教會產業移交華人自理的過程[9]。抗日戰爭時期，徐松石被按立為上海浸信會牧師聖職。牧會期間，他心系群羊，殷勤做工。同時，他與另一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的校長一起,帶著耶穌基督的愛與憐憫，積極開展教會學校對抗戰時期難民的救助事工。雖然自身也處於戰爭的危險處境中，但仍不忘伸手救濟難民。

徐松石牧師除牧養教會、開展慈善救助外，也滿懷佈道熱忱，在1935-1940年間，他利用暑假，前往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布道，將福音帶到少數民族同胞中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徐松石於1947年飛往臺灣，作短期的宣教之旅，在臺北為8位決志歸主的弟兄姐妹施行了浸禮。

1949年之後，時局變動，教會處境日趨艱難。1952年，徐松石牧師卸任崇德中學校長一職。此後一連5年,因為社會環境已不允許，徐松石只能“杜門修養，除自由傳道外，暇日輒潛心於著述工作。[10]”

三、香港時期（1957-1975）

1957年3月，徐松石獲準赴香港定居，便潸然淚別上海南下。兩個月後，其妻也獲準離滬赴港。

在港十八載，徐松石繼續在牧會、出版和民族學研究等方面大步發展。教會方面，他於1960年任職尖沙咀浸信會主任牧師，直至1975年離港，影響很大。除了本教會的侍奉外，他還擔任亞洲浸信會神學研究院董事，常常應邀赴東南亞各地教會培靈講道。此外，他還兼任香港浸信會出版社編輯、總幹事；亞洲浸信會出版社社長，以及香港浸信會聯會董事、副主席、書報部部長、主日學夏令營和各種研討會講員，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顧問等職務。 在港期間，徐松石的著作頗豐，僅由浸信會出版社出版的就有五十余部，其中代表性作品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日本民族的淵源》、《東南亞民族中國血緣》、《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和《華人發現美洲考》等著作。此外，他還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如《匈奴蒙古民族考》等公開發表。 1963年，徐松石加入浸信會出版社出版的靈修季刊《天糧月刊》之編撰工作。1970-1975年，徐松石出任浸信會出版社社長；1975年從出版社退休後，尖沙咀浸信會仍請徐松石擔任長老職分。

四、美國時期（1975-1999）

1975年,徐松石移居美國舊金山市。到美國後,他應邀成為舊金山自立浸信會顧問牧師,繼續服事海外華人教會。至此，徐松石已經侍奉主半生之久。因著他豐富的靈命，常常被邀請到美國和加拿大一些城市教會為主證道，供應群羊的需要。同時在多人鼓勵和支持下，他也繼續從事著文字事奉。 1999年6月14日,徐松石——這位世紀老人在美國服事華人教會近25年後，在神的恩典中，如聖經所言，為基督打完美好的仗，跑完當跑的道路，守住所信之道，安祥地回歸天家。

五、徐松石神學思想的演變

徐松石的神學思想演變主要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接受儒釋道，到全面否定儒釋道，以及全面肯定西方文明和基督信仰。徐松石童、少年時期接受的是傳統的儒釋道三教思想；進入滬江大學之後，因接觸到西方文明，其思想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一方面全盤否定儒釋道和一切宗教價值，另一方面全面肯定西方物質和科技文明，最終皈信基督教信仰。這種全面性的否定和肯定，與他自小培養的民族意識，以及對民族命運的關注，有著密切關系[11]。對他來說，哪一種思想能夠發揮“復興民族”的功能，便成為他看重的思想，“科技復興國運”是他救國的心願，也是他投考大學的目的[12]。

第二階段，赴美國留學後，從絕對的否定和肯定，轉變為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尋找對話的空間。1929-1930年間，徐松石赴美國田納西州的Peabody學院修讀教育學碩士課程。這次留學，可說開啟了他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個議題的思考，在其著作《基督眼裏的中華民族》中他寫道：“迨後負笈西瀛，一方面感覺到列邦物質文明的流弊，一方面體察西洋民族真正立國精神所在，同時，反而證諸中國的固有文化，復從聖經教訓和本人經驗，加以審慎考察，於是思想又漸搖動。考慮愈深，越覺中國儒道的恢宏瑰麗，而且愈信孔道對於中國將來的出路很有關系；但無論如何，基督教總是最重要的。[13]” 所以，在30至40年代，徐松石致力於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試圖建議一個以神為基礎，輔以儒釋道的人生觀，來尋找“中國將來的出路”，以期待“復興民族”。這是他對本土文化和宗教最為開放的時期。

第三階段，到香港之後，從開放轉向基要主義。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以及環境的變遷，徐松石對自己所倡導的中國神學“本土化”萌發新的理念，開始力圖將一種跌入人本主義陷阱的中國神學“本土化”歷程，重新引入神本主義的軌道[14]。因此，他認為自己“愚昧薄弱，過去的日子，虧欠主的地方很多。” 他發覺：“今日的問題，絕對不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否能夠容納基督教。更加不是基督教能否屈就，或配合中國固有的文明。問題的癥結或重心，在於今日傳揚中國的基督教，是否出於耶和華神，而與耶穌基督的啟示相合。” 在此刻徐松石心中，主耶穌基督勝過一切的武備、物質進步、愛國心和新民族道德，而成為中國最大的需要[15]。其神學思想由開放轉向了基要主義，一直到最後離世。

徐松石自決志歸主以後，忠心服事主的教會近八十載，是二十世紀一位頗有影響力的牧者和學者。他的佳美腳蹤遍及中國大陸、港臺、南亞和美國，所到之處，都帶來神的恩典與能力，為主辨明真道，使人聽信福音。徐松石的一生不僅堪稱民族歷史研究領域中的翹楚，更是耶穌基督教會的忠心良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