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福慶

中國醫學教育家，公共衛生學家。湘雅醫學院、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前中山醫院、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創始人。他一生醫德高尚，治學嚴謹，桃李芬芳，服務人群，為中國醫學教育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家庭與學業背景

顏福慶，字克卿，祖籍廈門，於1882年7月28日出生於江蘇寶山縣江灣鎮一個牧師家庭，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在他7歲時，父親因傷寒病去世，從那年起就被過繼給伯父顏永京。顏永京是上海聖約翰書院（聖約翰大學前身）的創辦人之一，並曾擔任校長。顏福慶自年少時起即立志學醫，一方面是因父親英年早逝的刺激，另一方面是受舅父吳虹玉的影響。吳虹玉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在虹口開辦了一家診所，名為“同仁堂”（上海同仁醫院前身），在這裏顏福慶首次接觸到西醫。在顏永京的資助下，顏福慶讀完上海聖約翰中學後，即進入聖約翰書院醫學部學醫，於1903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該校，隨即入同仁醫院當實習醫師。同年，顏福慶與曹秀英在教堂裏舉行了婚禮。曹秀英與他同歲，出生於上海一個富裕的基督教家庭。婚後，二人育有5個子女，依次為長女顏雅清、長子顏我清、次子顏士清、次女顏芬清和幼子顏瑞清。

1904年，顏福慶應召報名到南非多本金礦，擔任礦醫，為華工治病年余，深受礦工們的尊敬。在南非，他認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也認識到自己的醫學知識尚需繼續深造。1906年，顏福慶赴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接受嚴格而有系統的醫學教育；1909年，他以耶魯該年度優秀博士生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成為耶魯大學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亞洲人。同年赴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攻讀熱帶病學，不久即獲得熱帶病學學位證書。

顏永京原希望其長子顏惠慶能夠學醫，但惠慶志不在此，卻熱衷於政治和外交，後來成為一位傑出的外交家。顏永京幼子顏德慶則選擇了市政工程，留美歸國後擔任詹天佑的助手，成為一名卓越的鐵路工程師。加上聞名中國醫界的顏福慶，這顏氏三兄弟在中國近代史上，並稱為“顏氏三傑”。

顏福慶在耶魯完成博士學業後，本想在歐洲繼續深造。但此時由耶魯同學會組成的旨在中國發展醫學與教育的組織——雅禮會卻向他發出聘請，聘他去湖南長沙雅禮醫院做醫生，更重要的是協助該院院長、美國醫療傳教士胡美博士（Dr. Edward Hicks Hume）發展雅禮醫院院務。顏福慶欣然接受了聘請，此後為雅禮會服務20餘載，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醫學界的領袖地位。

二、湘雅歲月

雅禮醫院是雅禮會醫療傳教士胡美於1905年在長沙創辦的。在5年時間裏，只有胡美一位醫生在那裏苦撐著。當1910年2月，28歲的顏福慶攜眷來到這裏時，胡美非常高興，親到碼頭去迎接他，握著他的手說：“你是上帝送給長沙的禮物，這裏還沒有一位真正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醫生。” 顏福慶的到來給了胡美極大的鼓舞和支持，不僅在醫療業務上可以協助他，更重要的是能夠幫助他打通與社會各界交往的渠道。

1910年4月，由於米價飛漲，引起長沙暴民搶米風潮。風潮中民眾又把矛頭指向了洋人，以致釀成教案。長沙的教堂、洋行乃至海關公署、西人俱樂部等，悉數被搗毀焚燒。胡美夫婦不得不帶著二個年幼的孩子倉皇逃往漢口避難；顏福慶的家也被暴民洗劫一空，但他繼續堅持留在長沙行醫。而地處鬧市的雅禮醫院卻因為受到病人家屬的極力保護，竟然沒有任何損失地保全了下來。

顏福慶到任後沒有多久，就脫下西裝，穿起中國長袍，主刀外科手術。由於他的中國人身份，當地人對他更為放心和信賴，西醫事業在湖南的局面逐漸打開。百姓和士紳接他到家裏給病人看病，長沙的學校也邀請他向學生們傳授醫學知識。顏福慶因此大受鼓舞：“我無法用言語來表達我內心的喜悅，能為我的同胞服務，這太令人激動了！這裏的百姓對醫生的需求太迫切了！” 1911年春，顏福慶還應兩湖總督的請求，指揮了湖北京漢鐵路鼠疫防治工作。他採取注射疫苗、捕殺老鼠等一系列控制疫情的舉措，使防疫工作取得圓滿成功，也為日後開展公共衛生事業積累了經驗。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譚延闿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督軍。不久，譚延闿的母親李夫人患病，經多位中醫調治都不見好轉。最後請來胡美和顏福慶，他們一致確定李老夫人患的是大葉性肺炎，並對癥下藥，果然藥到病除。譚延闿心中又歡喜，又感激，從此真正看重西醫，與胡美、顏福慶常相往來，成為知交。1913年，譚延闿提議以湖南省政府名義與美國雅禮會合作，共同創辦一個專門的新式醫科大學。為體現兩方面的合作，雙方共同商定，將這個醫學院定名為“湘雅”，“湘”即湖南，“雅”即代表雅禮會。但這一協議在上報北洋政府時卻被駁回，認為地方政府與外僑團體定約辦學，無此先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14年春，顏福慶與胡美北上北京，邀集在京湘籍人士35人，發起成立了“育群醫學教育協會”（簡稱“育群會”），致力於發展地方教育衛生事業。該會隨即將重點移到湖南，成為由湖南省教育界名流和士紳組成的群眾性團體。然後以該會名義與雅禮會聯合辦學，從而變成了兩個民間團體的協議。為了表示教育權限屬於中方，顏福慶擔任了湘雅醫學院（當時稱“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校長，胡美則繼續擔任醫院院長的同時兼任醫學院教務長。1914年9月，湘雅醫學院（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的前身）在潮宗街正式開課。同時開始著手建造新院舍。

顏福慶嚴格按照現代醫學最新教育體制制定了七年學制，兩年預科，五年本科，一年實習，課程參照美國甲種醫學院的科目。學校教學語言是英語，臨床實習、病理報告等都採用英文，此舉實為跟上國際醫療水準。顏福慶在醫療工作中亦深感預防醫學的重要，故於1914年再度赴美進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攻讀，獲得公共衛生學證書。

1918年新院舍落成，美輪美奐，成為長沙的新地標，湘雅醫院和醫學院都遷入新址，醫療和醫學教育事業的業務也隨即迅速發展。在胡美和顏福慶的辛勤耕耘下，湘雅醫學院在二、三十年代得到長足發展，為中國培養出許多西醫人才。湘雅醫學院從1914年起招收了13名醫預科學生，到1920年預科學生已有160名。1921年6月，湘雅醫學院首批共10名醫學生畢業，他們是張孝騫、蕭元定、徐維達、任廷桂、高鏡朗、梁鴻訓、彭治樸、湯飛凡、吳紹青、應元岳。美國康乃狄克州政府認為“湘雅”畢業生的學識和水平，與其本國醫科大學的水平相當，所以依據該州憲法授權美國雅禮會授予這些畢業生以醫學博士學位。1921年 l1月，美國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與美國有關的醫科院校教學質量，確認湘雅醫學專門學校與創辦於1906年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均為全國最好的現代醫學院，從此有“北有協和，南有湘雅”之美譽。從湘雅走出的畢業生中，有好些日後成為名醫大家，其中有中國消化病學的奠基人張孝騫，發現沙眼病毒的湯非凡，熱帶病學家應元岳，兒科病學的高鏡朗等。湘雅的成功確立了顏福慶在以西方人為主的中國醫務界的地位，也為他日後打造中國獨立的醫學事業——上海醫事中心積聚了經驗、資源和人脈關系。

顏福慶主張西醫必須大眾化、中國化，因此在1915年2月，他與衛生防疫學家伍連德等21名中國醫師在上海參加博醫會大會期間，發起成立了“中華醫學會”，並被推選為第一任會長，會址定在上海。4月14日，顏福慶發表了“中華醫學會宣言書”，宣告學會宗旨是：“鞏固醫界交誼，尊重醫德醫權，普及醫學衛生，聯絡華洋醫界。” 11月，中英文並列的《中華醫學雜誌》創刊。中華醫學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西醫走向獨立，從此中國人自己擔負起傳播西醫科學的重任。

不幸的是，自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浪潮，造成政局不穩，社會動蕩，也無情地沖擊到湘雅醫院和湘雅醫學院。1924年11月，湘雅醫學院發生學生集體罷課事件，導致140名醫學生離校。1926年，北伐戰爭的火焰燒到了長沙，大革命時期的湖南，各種勢力、矛盾交織，排外之勢洶湧，不僅驅逐西方傳教士，也要驅逐非湖南籍的中國人。在這種形勢下，胡美被迫辭職，並於是年底和所有外籍教師離開長沙回國。盡管顏福慶深愛著湘雅，盡管他在當地服務了17年，但他仍不得不離開長沙，離開他親手創辦的湘雅醫學院。1926年12月15日，顏福慶帶著妻兒與胡美等人一起倉皇逃離長沙，登船前往武漢，轉往北京。那一年，顏福慶45歲。1946年，湘雅醫學院重建教學樓，命名為“福慶樓”，以紀念顏福慶的貢獻，此乃後話。

三、上海創業

1927年，顏福慶受聘為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很快他又收到民國政府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校長張乃燕的邀請信，力邀他出面組建醫學院。因與協和有約在先，顏福慶只得先去協和赴任，合同為一年，由1927年7月至1928年6月。雖然他一時無法脫身去上海，但他盡心盡力地參與了建院的籌劃工作。1927年10月，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在吳淞原政治大學的校址上正式開學，顏福慶被任命為首任院長。盡管顏福慶當時享有中國大學校長中最高的薪酬，也是協和聘請的首位華人校長和正教授；雖然北京協和醫學院在校註冊學生有100多名，畢業生有250名，而中山大學醫學院成立伊始只有8位教師、29名轉校生，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但顏福慶一心想打造一個由中國人自辦、規模較大、設備比較齊全的現代化的醫學院。故當合同期滿後，他還是毅然決然地辭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職務，南下上海履新。

醫學院創辦之初，辦學條件很差，但顏福慶認為最重要的是，醫學院必須要有自己的教學醫院。在他看來，醫學院和教學醫院是魚和水的關係，如果沒有教學醫院，醫學院是辦不好的。通過教學醫院，一方面學生可以去上實習課，也可以幫老百姓看病。顏福慶首先說服自己的堂兄、中國紅十字會負責人顏惠慶，將上海紅十字會總醫院（現華山醫院）作為醫學院的教學醫院，自己兼任醫院院長。接著他又說服聖約翰大學校友、滬上工商名人葉澄衷之子葉子衡捐出自己的花園，改建成為上海第一所肺結核醫療院，以葉父的名字命名為“澄衷肺病療養院”（上海第一肺科醫院前身），對付當時最致命的癆病，也成為醫學院的第二所教學醫院。在顏福慶的努力下，中國人自己獨立創辦的醫學院終於有了一定規模。

1928年之後，醫學院先後改名為江蘇大學醫學院、中央大學醫學院；1932年9月又改稱為國立上海醫學院。隨著醫院規模和業務的發展，也考慮到吳淞的校園與實習醫院距離太遠，學生來往不便，顏福慶深感重覓新址，建設新校園和實習醫院的必要。1929年，顏福慶重訪美國，看到美國的醫事中後心中十分感慨：中國距離美國的最低醫學標準都還有很大的距離。所以回國後，顏福慶四處遊說政界、金融界和衛生界實權人物，募集資金籌建醫事中心。1930年，顏福慶正式向社會發出創建“上海醫事中心”的倡議；1931年1月17日，中山醫院發起人會議在上海銀行公會召開，顏福慶為總幹事，27位社會名流聯合簽署“籌建中山醫院緣起”。同年2月28日，國民政府三位部長孔祥熙、孫科、劉瑞恒共同在上海銀行公會召集募款餐會，上海市長張群（1930-1932）及唐紹儀、朱家驊、史量才、張嘯林、杜月笙等30多位名流盡皆到場。孔祥熙、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以及衛生部長劉瑞恒等人先後發表勸捐演講，最後由顏福慶向在坐富豪分發認捐冊。在顏福慶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上海醫事中心的籌建得到了張學良、宋氏家族、嘉道理、沙遜等社會名流和浙江政府、海關、銀行公會等政府與企事業單位的大力贊助。顏福慶用籌得的100萬銀元在楓林橋新址，建起了他夢寐以求的醫事中心，內設上海醫學院、藥學院、護士學校、公共衛生學院和中山醫院等教學醫院。

1937年4月1日，舉行了國立上海醫學院院舍落成暨中山醫院開幕典禮。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宋靄齡夫婦、衛生署長劉瑞恒、中華醫學會創始人伍連德、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上海名人杜月笙等滬上醫學界、政界、企業界和文化界數千名人集聚上海西區楓林橋，共襄盛舉。下午2點，宋靄齡剪斷系在中山醫院大門上的紅綢彩帶，顏福慶理想中的中國醫事中心呈現在了眾人面前。英文《大陸報》報道：“無論其規模、設施，還是美侖美奐的建築群樓，堪與世界著名醫學院相媲美”，“這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醫學院，達到歐美醫學院同類水平，它是亞洲最重要的醫學中心，將成為中國人的驕傲。” 國立上海醫學院一躍成為中國最優秀的醫學院。

顏福慶深諳在現代醫學結構的形成過程中，經濟實力和社會資源之重要，借助於自己在中國醫學界的影響力和顏氏家族在中國政界的人脈關系，顏福慶將社會力量、經濟實力、政治資源有效地整合進他的醫學事業中，創建了一套獨一無二的管理監督模式——上海醫事事業董事會和經濟委員會。具體來說，醫事中心的經濟資助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英國庚子賠款基金信托委員會、上海五洲大藥房等；董事長由財政部長孔祥熙擔任，其他董事包括：立法院長孫科、中央經濟委員會常委宋子文、衛生署署長劉瑞恒、教育部長朱家驊、行政院秘書長諸民誼、上海市市長吳鐵城（1932-1937）、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著名實業家劉鴻生以及呼風喚雨上海灘的杜月笙等。這個團體可謂囊括了在中國政界、金融界和衛生界數一數二的實權人物。由此可見顏福慶高超的公關和協調的能力，以及他籌募經費和集聚人才的能力。

四、推動公共衛生運動與公醫制

為了建立上海醫事中心，顏福慶整整用了10年時間。但他認為，培養醫生只是事業的一部分，要實現醫學“為大眾服務”的理想，就要在中國建立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防疫系統。他非常重視預防醫學，早在上海醫學院建立之初，顏福慶即開設了公共衛生科，加強公共衛生教學，親自講授公共衛生學。在城市和農村大力推行衛生運動，逐漸開展疾病預防、環境衛生、婦幼保健、口腔衛生等工作，且堅持始終。十幾年的醫療教學實踐使顏福慶看到，中國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還是一片空白，於是他把公共衛生工作的重點轉向了農村。1928年，顏福慶領導創建了吳淞衛生公所作為公共衛生教學實驗區，這是中國第一個農村衛生實驗區。在上海醫學院的教學中，為了使公共衛生教學落到實處，顏福慶規定醫學專業班學生必須到公共衛生教學區實習。他組織醫學生下鄉，向當地農民進行環境衛生宣傳，實施疾病預防和婦幼保健，為中小學的新生進行體格檢查，為百姓建造新式公廁。顏福慶創辦的吳淞衛生模範區與陶行知創辦曉莊師範一樣，都是在中國的農村播撒文明。不幸的是，吳淞衛生模範區後來在淞滬抗戰中被毀滅。

“公醫制”思想在顏福慶心中，可謂一以貫之。1935年，顏福慶在中華醫學會會議上作了“中國將來的醫學”報告，針對中國醫療資源嚴重缺乏，多數的人群和廣大農村地區不能享受到醫療衛生保健的現象，提出了建立“公醫制度”的解決方案：在一萬人口之內，設立鄉村醫療站，從事簡易的醫療工作；每五到十個鄉村醫療站，設一個區醫療所，從事基本的醫療衛生工作；每個縣設立一個醫療中心，包括一家醫院、一個簡單的實驗室，和一個醫療行政機構。顏福慶主張組成“一個合乎於中國特殊需要的醫療組織”，這一組織首先應當大眾化，使城市和農村民眾，不論貧富，均能獲益。其次，由於國人經濟能力低微，一切醫治之需要均應經濟化。而且他認為實行公醫制，要以預防醫學為主。如果防病防得好，就能節省衛生費用。他的這些主張後來被國民政府衛生部所採納，確定公醫制為國家衛生政策，並在全國推行公醫制。顏福慶在中華醫學會全國大會上宣布積極支持政府的決策，並最早在其醫學院推行公醫制。這與顏福慶一生追求的現代醫學為“人群”“民眾”服務的理念一致。“人生意義何在乎？為人群服務，服務價值何在乎？為人群滅除痛苦”，這首當年由顏福慶請黃炎培為醫學院撰寫的校歌，就是讓每一個醫學生明白學醫的最終目的。而針對醫學院的師生們，顏福慶堅決反對私人開業，要他們到公立醫院“為人群服務”，盡心於醫學教育和公共衛生宣傳，強化醫生的職業精神。

五、抗戰時期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犯上海，中國守軍奮起浴血抗戰，顏福慶抱病擔任上海市救護委員會主任委員，組織醫起療救護隊，負責戰時救護工作。1937年11月9日，上海松江淪陷，已臨時改為第六救護醫院的中山醫院組織緊急撤離，顏福慶親自指揮撤離工作。

1938年5月，顏福慶被調至武漢，擔任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他將上海醫學院事務移交給代理院長朱恒璧之後，前往就任新職。期間，顏福慶在大後方組織開展衛生建設，同時，他根據戰時情況，提出統籌大後方醫學教育。1940年，顏福慶辭去衛生署長職務；5月因胃潰瘍赴美就醫；6月18日在康乃狄克州的紐黑文醫院，由曾經是耶魯同班同學的外科醫師實施胃切除手術。1940年，顏福慶抵達香港。1942年，回到上海，擔任紅十字會第一醫院教授。

六、解放以後

1949年8月，上海解放，國立上海醫學院由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並成立了臨時管理委員會，時年67歲的顏福慶任副主任委員，繼續參加教學工作。1951年，上海醫學院改組，顏福慶被任命為副院長。1952年，學校改名為上海第一醫學院。這期間，顏福慶和學校的廣大師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興 等地為人民解放軍突擊診治血吸蟲病和核黃素缺乏癥，取得很大的成績。

抗美援朝期間，顏福慶參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願醫療手術隊的組織和領導工作，動員醫務人員響應政府號召，參加醫療手術隊奔赴前線。上海醫學院各附屬醫院先後各自組織了三批志願手術醫療隊，還聯合組織了一個防疫檢驗隊參加反細菌戰，參加的人員共200余人。顏福慶當時雖已70高齡，但仍參加了慰問團親赴東北慰問志願軍。

1956年2月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顏福慶也在受邀之列，並被安排在毛澤東右側首席。那是因為顏福慶早年在湖南湘雅醫院時，曾免費診治過毛的首任妻子楊開慧（一說為楊開慧醫治瘧疾；一說是楊開慧入院生子）。據說，席間毛澤東當面感謝顏福慶當年在湘雅醫院為楊開慧免費治病，但顏福慶卻已回憶不起來。後經毛澤東一再提醒，他才依稀記起了這一幕。

1956年，顏福慶加入九三學社；同年，被評為一級教授。由於顏福慶工作成績卓著，1957年受到國家衛生部的嘉獎。1960年，78歲的顏福慶囑咐親屬，去世後將遺體捐給上海醫學院供解剖教學。

晚年時，顏福慶還積極參加院內外各種會議和社會活動，曾擔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名譽副會長和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委員。他曾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文化大革命前夕，還赴北京參加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顏福慶在醫學、醫療方面是權威，是專家，但在政治上他是外行，特別到晚年時，難免會講錯話。好在當時醫院的黨委書記兼院長陳同生比較了解、尊重他，樂於傾聽他的意見。在“反右”運動中，盡管有人把矛頭指向顏福慶，誣他搞“裴多菲俱樂部”，但在陳同生的保護下，他僥幸沒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

七、晚年逢浩劫

醫學為人類服務，為社會造福，顏福慶為此奮鬥了一生。1966年，84歲的顏福慶已經到了中國人傳統認為的頤養天年的年齡，但這位中國現代醫學的設計者和開創者，卻沒想到他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深重災難——文化大革命風暴降臨了，並且切實地降臨到這位無辜老人的身上。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顏福慶卻受到了空前殘酷的迫害。他被冠以“美國特務”、“賣國賊”、“反對學術權威”、“醫學界的武訓”等罪名，而被隔離審查，關進牛棚，多次遭受無情的批鬥，頭上戴著寫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祖師爺”的超高紙帽，胸前掛著“我是混蛋”大牌子，左手拿一只破鐵皮畚箕，右手執一短棒，邊走邊敲，口裏還要不斷地喊叫：“我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我是醫務界反動權威的祖師爺”、“我是牛鬼蛇神”等辱罵自己的口號，在他千辛萬苦所創立起來的校園中被遊鬥。在批鬥會上和遊鬥途中，他還不時受到人的推打和拳腳相加。每次批鬥會結束後，顏福慶都帶著滿身的唾沫和墨汁回家。有一次，竟有人把寫大字報用的墨汁從他頭上澆下，弄得他從頭到腳墨跡斑斑。家人生怕老人受不了如此屈辱和折磨而尋短見，因此多方地寬慰他。沒想到他卻豁達地說：“不必將這些事放在心上，我不會自殺的。沒什麽了不起，以前我在湖南早就看到過‘痞子運動’，這次是一樣的。革命麽，過去了就會好的。” 無論環境多麽惡劣，顏福慶一直努力保持樂觀，並善待一切人。即使被關押在牛棚中，不準與家人見面，與外界完全隔絕，他仍然面帶笑容，和藹謙恭，保持著做人的尊嚴。“保持醫生的榮譽與尊嚴”是他1916年在中華醫學會第一次會長致辭時對全體醫生提出的要求，如今正是這份高貴的信念支撐著年邁的顏福慶經歷其一生中最為艱難的時刻。一個造反派惡狠狠地問他說：“老家夥，你為什麽不自殺？” 老人平靜地說：“我為什麽要自殺？我問心無愧！”

顏福慶的孫子顏志淵這樣記錄了他最後的歲月：“文革前，祖父身板硬朗，思路清晰，連走路都不要人攙扶，除輕微‘老慢支’外沒什麽病。1968年，經過兩年多‘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祖父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臥床不起，留著老長的頭髮和鬍子，與前判若兩人，家中大門兩旁塗滿了‘打倒反動學術權威顏福慶’的大標語。……祖父則被逼著寫檢查，他耳聾眼花，無力舉筆，而那時我父親正被關在’牛棚’裏，於是我成了代筆者……。那時我是大學應屈畢業生，也是被人看不起的‘狗崽子’，祖父被勒令去受大會批判，我扶他進會埸，少不了挨唾沫和冷拳。…… 1968年秋冬，工宣隊進駐我家，對祖父實行隔離審查，於是祖父的居室成了禁地。……從室內傳出謾罵聲、口號聲、朗讀語錄聲不絕於耳。夜深人靜聽到祖父的咳嗽聲和上廁所時的滿跚腳步聲、我心如刀割。1968年年底，我被分配到蘇北，臨行前要求向老人家告別，總算見到數月不見的祖父。他比以前更憔悴，蓬散的白髮和長長的白鬚，面目全非!”

經過多次肉體上的摧殘和精神上的淩辱，顏福慶原本健康的身體日漸體衰力竭。再加上所患老年性慢性支氣管炎得不到及時治療，而引發嚴重肺氣腫而呼吸困難。當家人用藤椅將他擡到隔壁他親手創辦的中山醫院（上海第一醫學院）就診時，卻遭拒之門外，不給入院，而且連一點兒好藥都不給，敷衍了事，就打發他們回家。孩子們考慮到老人呼吸困難，向醫院提出借個氧氣瓶回家，也被無情拒絕。這時顏福慶喘息著說：“我們回家吧”，但緊閉的雙眼卻流出了眼淚。此刻的他一定傷痛欲絕! 在飽受屈辱的晚年，竟沒有一個得他親手栽培的學生被允許為他提供服務! 此後兩年中，顏福慶再也沒有進過這所就在家門口的醫院。

不久，顏福慶被迫離開了原來的住所——東安路8號，住進與上海醫學院一墻之隔的小樓裏。1970年11月29日星期天上午，隔壁“上醫”的圍墻突然坍塌了，孩子們都跑出去看熱鬧，這時在屋裏坐著的顏福慶卻倒下去了。當家裏人問他說：“不舒服嗎？” 老人搖了搖頭。“要不要去醫院？” 還是搖頭。再問，老人沒有了反應。顏福慶就這樣走了，一代醫界巨星隕落了。他一生中遭受的坎坷也好，經歷的輝煌也罷，都沒能阻擋他前進的腳步，可他卻沒有熬過那寒冷的冬天，令人唏噓！那年他88歲，他本可以活得更長些。

顏福慶生前曾立下遺言，要將遺體捐獻給醫學院供醫學研究。無論生死，他都想把自己奉獻給中國的醫學事業。然而，在那個年代，他的遺願沒能實現。當年他為上海醫學院確立了“正誼明道”這一校訓，取自“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古訓，此訓言可謂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1978年，上海市政府、上海第一醫學院為顏福慶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並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並將其骨灰移放到龍華烈士陵園。如今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和湘雅醫學院內都豎有顏福慶的雕像，以紀念這位對中國的醫學教育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醫界巨人。

上海第一醫學院於1985年5月改為上海醫科大學；2000年與復旦大學合並後定名為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