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懿廉

顏懿廉（E. E. Ingman）來自芬蘭，隸屬芬蘭自由宣教會。該會於1899年在江西永新建立了宣教站，由資深芬蘭宣教士安姑娘（Miss J. W.Arpiainen）負責，與她同工的還有康月娥（Miss E. Cajander）和愛姑娘（Miss A. E. Ehrstrom）。她們是內地會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屬差會規模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內地會照管她們。1903年，顏懿廉來華後，亦奉派到永新宣教。她性格率直、開朗，勇敢堅強，在戰亂中仍堅守本位，為主作工直到生命最後一息。她留下的七封書信記述了當時在永新一帶所發生的事，也為後人了解三位女宣教士殉道前後的處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進佔南京，接著發生外僑被殺的“南京事件”。為保護外僑的安全，歐美使領館下令撤僑，許多西方宣教士也奉命撤到沿海城市。但顏懿廉、康月娥和席愛仁三位姑娘沒有撤退，仍堅持留在永新工作。從她第二封信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她們堅持留下來的理由：“……經過長時間的等候禱告，確實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們留下來看守這個宣教站。倘若我們離開，房子必定擠滿那些極不容易請走的人。當然，許多信徒聽見我們的決定後非常高興，因為這是神答應了他們的禱告”（《捨己的愛》，第358頁）。但當時的環境確實充滿著危險，大街路旁的墻上張貼著“打倒基督教”的標語，一些極端分子處心積慮地要搶奪她們的財產。三位女宣教士還要想方設法和政府軍周旋，因他們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們不顧自己的安危，站在門前阻止那些不守規矩、試圖爬墻入內偷摸東西，或騷擾破壞的官兵；同時她們還要盡可能地與軍官們保持和睦關係，與他們聊天，送福音書和單張給他們，或為他們診病，以爭取他們的友善。

在戰亂中，她們所辦的男校仍然開課；而女校則不得不暫時停課，因為她們無法保證女孩子們的安全。1927年10月，顏懿廉她們為當地和附近農村的信徒舉行了兩天的聚會，以堅固他們的信心和靈命。周六還為11位新信徒施洗；主日崇拜時有130多人參加。

永新地處國、共兩軍爭奪的要地，自1928年以後，永新幾經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設施幾乎被摧毀殆盡，顏懿廉她們不得不隨當地百姓四處逃難。1929年10月，當戰事稍緩後，她們重返永新，打算在斷壁殘垣中重建福音站。但沒過多久，共產黨紅軍又卷土重來，於11月27日重占永新。顏懿廉和康月娥二人只好再次踏上逃亡之路。在其12月10日發出的信中，顏懿廉詳細描述了她們如何在信徒和好心人的幫助下逃出永新，抵達吉安的：

“1929年11月25日，信徒們來勸我們立刻離開，因為縣長、郵政局和電信局的職工，以及大批商人早就逃離此地。當天下午，我們到一個住在鎮邊附近的信徒家中。他勸我們應早沿河往下游走。但那時已很混亂，路上並不安全。於是等到晚上，趁天黑請人背我們過河，進入一農村暫避。在我們家當了25年的廚子和一位年輕助手，也到此處避難。11月27日清晨，槍聲四起，數小時後，紅軍進佔永新，封鎖全鎮，進行恐怖政策。並分散往四周的農村搜索追捕，或是就地槍決、或是拿贖金放人。全部道路設防，若遇任何想逃走的人，即格殺勿論。

我們在河邊的一所泥屋躲藏了兩天，晚上則回去睡在農村房頂的儲物室；村民開始對我們感到不安。12月1日，紅軍突然到這農村搜查，我們在房頂也聽到樓下士兵的聲音。我推醒了康姑娘，示意噤聲，不住禱告，並且躺著不動，因為我們周圍都是廢物。士兵到處仔細搜查，連一副在泥屋里的棺木也要打開來看，甚至爬上房頂，搜查過儲物室，卻蒙主保護沒有發現我們。雖然我絞盡腦汁設法逃避，但是真是謀事在人，而成事在主啊！ 經歷過那天的驚險，房東怕連累了他，要我們立刻離開。我說：‘我們現在就回去鎮上，免得連累你。’ 但他沒有聽進去，卻和廚子及助手想出一個主意來。在村外有一個廁所，半夜把我們帶出去，在廁所內加上一道磚牆，把我們圍在里面，僅僅可以坐在地上而已。當他們砌上最後一塊磚時，我感覺如約拿在魚腹中一樣。藉著清晨從牆隙透射進來的陽光，我念了當天的經文：‘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里作難，卻不至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哥林多後書4：7-9）。我從心里不禁喊出‘阿們’來。

在這夾牆里，窄得只可容康姑娘躺在稻草上，我則倚牆而坐，這樣如坐監牢般的熬過了兩天三夜。12月4日深夜，廚子和助手來拆下磚牆，帶我們一起逃難。康姑娘穿上農婦裝，我扮作農夫，帶著聖經和一些銀錢，趁著黑夜，在阡陌間跌了二十多次。

黎明時，我們向八哩外的一個福音站走去。一位信徒來接應，帶我們翻山越嶺，到達安全地帶，享受了一頓飯後，便躺下休息。廚子和助手則回農村取回行李雜物。不料，當天紅軍再到農村，抓了廚子的妻子，拷打成招，逼她供出我們在何處。於是，下午5時，廚子和助手跑回來，告訴我們：‘快起來立刻逃走吧！’

感謝主的看顧，找到兩位本地男子，願意帶我們在黑夜里逃亡。於是我們拿著拐杖，在黑夜里摸索前行，經過了一個紅軍哨站，剛好那天撤哨，平安無事，找到一農村歇一歇。 早上9時抵達河邊，準備僱船轉水路走。平日這里有許多船隻停泊，可是今天連一艘船也沒有。於是我們就在河邊休息吃早餐。那時，一個小孩從我們剛經過的福音站跑來，急匆匆地說：‘爸爸被紅軍抓了去，他們還來我們家搜查，把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有16個人正追過來，要逮捕你們哩！’

果然，槍聲遠遠傳來，匆忙放下早餐，立刻繼續從陸路逃走。在最初三、四哩的路上，槍聲仍是斷斷續續的從後面傳來，但到了離永新約27哩的大路上，我們竟遇到一批永新認識的人站崗，非常高興見到我們，還問及他們在永新親人的情況，可惜我們無法回答。原來這班人是永新的團練，較早搬遷到這里定居的，我們在永新住了30年，怎會不認識他們呢？因為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故我們可以安心地慢慢前行了。

翌日，抵達永陽（Yung Yang），離開永新已40哩了。那里的基督徒非常高興的盛大歡迎我們，實在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抵達吉安時，萬人空巷的歡迎我們脫險歸來，沿途擠滿了從永新逃出來的難民，大家能生還都深感慶幸。深信主聽了各地信徒為我們獻上的禱告，以致魔鬼不能傷害我們。或在夜間，或在極其危險之中，我們徒步走了47哩……”（同上，第361-362頁）。

1929年12月31日，顏懿廉留下她最後的一封短簡，談及永新宣教站工作及狀況： “1928年，永新宣教站的會堂、宣教士住宅，及三處福音堂的聚會所，皆被共產黨焚毀。1929年1至9月，宣教站的男、女兩間學校校舍，則被軍隊徵用。雖然如此，信徒每主日仍來崇拜，從沒間斷。至於鎮外，只有福音堂仍繼續經常聚會，其他學校和傳道工作均告停止。

1929年10月，康姑娘和我回去，受到弟兄姊妹熱烈的歡迎。在這不大安全的環境下工作了近兩個月。在信徒家里和殘存的小會堂中繼續主日和周日的聚會，信徒的心又火熱起來。鎮外各福音堂的信徒也來，受勉勵後回到家里舉行聚會。

11月27日，共產黨再度佔據永新，中、外同工到各處躲藏了十天。雖經歷各種艱險，幸而最後全體逃抵安全地區。

寧岡、蓮花和永新以及附近各地區，直到年底，仍在共產黨的控制中。一切有關基督教的活動和工作全被禁止，大多數信徒或逃亡、或躲藏，有兩位信徒遇害，另一位仍在獄中”（同上，第363頁）。

1930年初，紅軍迫近吉安。顏懿廉、康月娥和席愛仁一起隨大批難民向北逃亡。2月3日，她們選擇水路，乘船沿贛江北上，欲逃往樟樹鎮（今清江）避難。卻不幸在途中被紅軍發現而被捕。年邁的康月娥不堪忍受驚嚇、凍餒與苦虐，被捕三天後即息勞歸主；顏懿廉和席愛仁也隨之先後被害。顏懿廉在江西永新傳揚基督福音長達27年之久，最後將自己的生命獻給她所愛的中國和人民，年5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