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崇恩

楊崇恩（Audrey Wetherell Johnson）於1907年12月1日出生在英國的雷塞斯特郡（Leicestershire, England）一個基督徒家庭中。出生後不久，她父親接受一個宣教機構的差派，攜家前往法國服事。但因母親不適應法國的生活，乃至生病，於是帶著女兒崇恩回到英國老家生活。父親很愛小崇恩，當她成長為少年時，就把她接到法國，使她受到很好的教育。因為父親作為一個宣教士，經常往來奔波，不可能分身照顧崇恩，便將女兒託付給一位家庭教師。這位保姆兼家教是一位才女，擁有三個不同大學的學位，在巴黎的社交圈也小有名氣。楊崇恩被她的機智與才華所吸引，因此樂意接受她嚴格的督導，終日埋首於學習，也隨著她出入巴黎各種社交場合，楊崇恩的視野因此被大大拓展。扎實的語言與人文學訓練為她打開了世界之窗，從希臘哲人、儒家到佛教，從伏爾泰、盧梭到尼采，各種學說爭相進入她的世界。

楊崇恩自兒時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因此受到很大衝擊，以至於彷徨、迷失，甚至不願意相信救恩與聖經，但是她又找不到任何哲學和宗教可以填補她內心的空虛。她深深感覺到，若沒有神，生命就等於虛無，沒有任何的意義。她內心中充滿著矛盾與掙扎，這時的她更像是一個不可知論者，而非簡單的無神論者，因為她明明看到，在這循軌運行的浩瀚宇宙背後，一定有一位超越一切智慧的主宰在操控。她發自內心無聲的呐喊說：“上帝呀，如果真有一位上帝，如果你給我任何合乎理性的思想，我就願意委身於這個真理！”後來，當她一一檢視過那些曾經讀過的思想學說時，聖經中的一句話仿佛錘子敲打釘子一樣，不斷釘入她的腦中：“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約20:31a）她試著擺脫這句經文，卻徒勞無功。她索性坐下來繼續思想，以理性與這節經文摔跤。最後，在一個特殊的異象中，她終於明白：“我無法‘理解’道成肉身這樣的奧秘，但上帝要我‘接受’這個事實。”誠如主耶穌的門徒約翰在那段經文後面所應許的：“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約20:31b)，楊崇恩終於找到了生命的光，並且按她先前所立下的心志，毅然委身於這真理之光。 自從接受主耶穌為救主的那一刻起，她便決定將一生用於傳揚真道。她那時雖然有心於宣教，但尚不能確定該如何跨出這一步。直到有一天她讀了“三女傑（The Trio）的著作《不再一樣》（Something Happened）後，她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並且特別去聽三女傑之首、在中國西北宣教多年的宣教士蓋群英（Mildred Cable）的演講。透過宣教前輩的激勵和榜樣，楊崇恩終於聽到了上帝對她的呼召：“這就是我要你去的地方”。於是她很快就加入了戴德生所創立的“中國內地會“，奉派前往中國宣教。1936年，楊崇恩抵達上海，隨後她先後到江西的余江、河北的臨洺關等地服事。但她卻始終心系著上海江灣的中華神學院。

中華神學院是一所專為女子而設立的跨宗派神學院，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畢路得（Ruth M. Brittain）所創立。畢路得雖然不是內地會的宣教士，但她跨宗派、憑信心仰望供應的理念卻與戴德生十分相似，因此她和內地會建立起親密的合作關係。不久，楊崇恩得以被“借”給中華神學院任教，因為她確實有講解聖經，以及教學的恩賜。這一方面或許是由於她少年時曾接受過扎實的釋經訓練；另一方面，她也深受內地會訓練中心的何清源（Rowland Hogben）老師的影響。何清源強調主動、自發的研經方式，他會預先提出一些問題，要求同學們從這些問題中找出經文當中的真理，而不能倚靠任何參考書。楊崇恩將同樣的模式應用在自己的課堂上，因為她的學生來自於四面八方，終究要回到各自家鄉教會事奉。楊崇恩所給她們的不是魚，而是用來釣魚的釣竿。　　

一直到1941年，雖然戰爭的陰影漸漸迫近，但楊崇恩都享受在江灣中華神學院的服事當中。中日戰爭爆發後，西方人在上海還是相對安全的。但當日軍襲擊珍珠港、引發太平洋戰爭以後，歐美許多國家的人就成了日本的敵人。在華生活、工作的西方人，包括傳教士，大都被關入日軍設立的集中營。楊崇恩也未能倖免，被關進了上海龍華集中營，編號是15421。她的牢房是由馬廄改裝而成，在約有三十乘十五公尺那麼大的空間裡，八十九個人擠在一起住，共用六個馬桶、兩個水槽。由於集中營的伙食奇差，沒有牛奶，也沒有雞蛋，頓頓都是生了蟲的米飯。在擁擠的通鋪裡，床與床距離不到一公尺，毫無個人的隱私，晚上難以成眠，楊崇恩的體重一下子掉了18公斤之多。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瘧疾等傳染病迅速蔓延，人性的苦毒也都毫無掩飾地曝露出來。這樣的日子雖然幽暗、難熬，但楊崇恩永遠不會忘記集中營裡那些自發的禱告會，基督徒們聚在一起的祈禱與團契生活，給她帶來力量和盼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集中營的生活終於結束，正在楊崇恩對未來充滿希望，計劃回到神學院重振教育時，國共之間又燃起戰火。雖然她許多計劃難以實現，但在那些內戰最為激烈、政局最為動盪的年月裡，楊崇恩和那些自願留下的老師、學生相守在一起，委身於上帝的呼召直到最後一刻。

隨著共產黨建政，新的政治環境已不容西方傳教士繼續留在中國。1951年，內地會在萬般不舍中撤離中國。畢路得將神學院的房舍交給一個本地的孤兒院後，離華返美。許多內地會傳教士轉往亞洲其他國家，延續差會的使命，繼續服事海外華人。

1952年，應畢路得的邀請，楊崇恩離開中國，先到三藩市落腳，打算擇機回往家鄉英國。那時她的心情感到非常失落，完全沒想到這個新大陸將是她未來服事的主要工廠。雖然處於這樣一個艱難、不確定的人生階段，但楊崇恩依然把握任何分享上帝話語的機會，經常到不同教會講道、帶領查經。

某次聚會結束後，有五位婦女來找楊崇恩，希望她能為她們開設查經班，講解《歌羅西書》。楊崇恩經過慎重禱告後答應了她們的請求，但和她們約法三章──她不要把她們當成嬰孩，一湯匙一湯匙地餵養，如同她過往的風格一樣。她要她們自己從經文中看見亮光。當時楊崇恩寄居赫茲勒女士（Alverda Hertzler）家中，查經班也就從赫茲勒家開始。這個查經班漸漸發展出一套模式：楊崇恩每個禮拜都會編寫出一份摘要與討論問題，查經班的參與者在聚會前一周拿到這些資料，經過一周的研讀，大家將各自的答案帶到查經班來討論，最後楊崇恩再對經文做出講解析。透過個人的閱讀、團體的討論、講員的分享、講義上的摘要筆記，參與者對於同一段聖經就有了更深入的挖掘和理解。當然，每周要按部就班地完成這些作業，需要相當程度的委身。但奇妙的是，就從這個赫茲勒家的查經班開始，婦女們開始邀請好友加入，慢慢地，她們發展出為同行孩子預備的專屬課程，以及弟兄查經班。查經團契的規模不斷擴大，從一個城市擴展到另一個城市，甚至跨出國境，成為國際性的組織。透過查經團契的服事，有更多基督徒委身於上帝的話語，在所處的世代和環境中，為真理作見證，為主發光。

正式的“國際查經團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BSF）于1959年成立於加州，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查經班，跨越六大洲40多個國家，每個禮拜有一千個以上的班次舉行，超過20萬名成員參與其中。2014年，國際查經團契又開始了以全中文進行的查經課程。規模如此龐大的查經班卻是起始於這位中國內地會的女宣教士楊崇恩。早在中國時，她一心圖謀為神做大事，但神卻要她放下做大事的圖謀，去從做小事開始。結果神卻藉著她成就了大事，遠超乎她的所求所想。

1984年12月，楊崇恩在加州蒙特利市走到了她人生的終點，永久安息在她終生事奉的主的懷抱中。逝後她被安葬在蒙特利市的卡爾麥洛墓園（El Carmelo Cemetery, Monterey County, Califor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