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格非

首位深入中國華中地區的西方宣教士，故有“華中宣教之父”、“華中使徒”之稱。在華宣教長達57年之久。

一、早年生活

楊格非（Griffith John）又譯楊篤信、楊約翰，於1831年12月14日出生於英國威爾士斯溫西城（Swansea）一個公理會基督徒的家庭，父親是一家公司的雇員。小格非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不幸的是，他出生後僅八個月，母親就死於霍亂，後來由其敬虔愛主的姑母撫養長大。由於家境比較貧窮，楊格非12歲時就被迫輟學，到一家雜貨鋪裏當童工，學徒五年之久。但他酷愛讀書，利用閑暇時間博覽群書，日積月累，他的知識程度超過那些在學讀書的同齡人。所幸的是，他受到家庭和教會濃郁的屬靈環境的熏陶，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從搖籃裏就在宗教的氣氛中長大的。……大約8歲時，我就已是一個對宗教信仰印象深刻的孩子了。” 在教會裏，在主日學老師的教導下，他不僅熟讀聖經，而且訓練出自己口才。他14歲時在一次禱告聚會中開始了第一次講道，十六、七歲時就已經成為一個受人歡迎的傳道人，在教會裏定期講道，人們親切的稱他為“那個講道的孩子。”

17歲時，楊格非辭職回家，準備自學功課，報考大學。這時他父親又在另一場霍亂中喪生。他強忍悲痛，在親友們的鼓勵並資助下，於1850年9月考入了布雷肯學院（Brecon Congregational Memorial College）。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申請加入倫敦宣道會，並於1853年轉入貝德福德神學院（Bedford Academy）接受神學裝備，二年後被按立為牧師。1855年4月，楊格非與宣教士的女兒瑪格麗特•格麗菲絲（Margaret Griffith）小姐結婚。婚後隨即準備起身遠赴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宣教，因為他的岳父就是該島宣教先驅者，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裏。不料正當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的宣教工場正急切的需要人，於是倫敦會就改派這對新婚夫婦去中國。

臨行前，倫敦會差會代表和眾親友在倫敦為他們舉行歡送宴會，雖然楊格非那時已24歲，但因他身材比較矮小，相貌稚嫩，以致鬧出一個笑話。當他跟在同往中國的宣教士、身材高大的韋廉臣(A. Williamson) 後面走入會場時，一位門警竟把他當成一個前來湊熱鬧的小孩子，而把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楊格非遂向他說明自己就是那位即將被歡送去中國的宣教士，門警聽後哈哈大笑，說：“原來如此，他們怎麽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讓一個小孩子去帶領中國人歸向基督？” 當然這位門警決想不到，就是這個“小孩子”，日後竟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

二、赴華宣教

1855年5月，楊格非帶著新婚的妻子，和韋廉臣夫婦一起登上了遠航中國的輪船，在海上顛簸了四個多月後，於9 月24 日抵達上海。漫長的航程使他們精疲力盡，初踏中國土地時，還感覺到腳下在晃動。就這樣，他們開始了在中國的漫漫宣教之旅。

最初楊格非在上海學習中文，在當時的上海，聚集著一批優秀的西方宣教士，他們一面學習，一面等待機會。其中有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牧師（Rev. Walter H. Medhurst），他時常這樣禱告說：“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的門戶，好分散你的眾仆人。” 這一句禱語給楊格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更加積極地尋求將來的方向。不久，楊格非即可以單獨宣教，在上海五年期間，他四處巡回布道，到上海縣、松江府和青浦縣等地傳福音，也從中體味到要叫中國人接受福音是何等之艱難。

三、訪太平軍

1857年，楊格非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進入太平天國的轄區考察；1860年6-8月，他和艾約瑟等五位宣教士前往蘇州，先後拜會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和幹王洪仁玕，與他們討論基督教信仰問題，意在通過他們可以糾正天王洪秀全的謬誤。同年11月，他偕同另外一位英國宣教士和兩名廣東人——其中之一是容閎——前往南京，主要目的是獲得在太平天國境內自由宣教的權利。每次訪問，他都受到太平天國領袖的友好接待，雖然他極力糾正拜上帝會在信仰上的錯誤，但卻遭到洪秀全等人的拒絕。盡管如此，他還是獲準到太平天國轄區內居住和自由宣教。

四、華中宣教

1860 年《北京條約》簽訂後，中國門戶更加開放，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隨之來到。楊格非選擇了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辟新的宣教工場，因而成為最早進入中國內地省份的西方宣教士。1861年6月21日，楊格非和威爾遜（Robert Willson）一起離開上海，乘船前往漢口，眼望著兩岸迤邐的風光和滔滔江水，他不禁發出贊嘆與感恩：“這一條美麗和宏偉的河流，如今已成為福音使者們的大道。” 抵達漢口後不久，他們即在沈家廟金庭公店的住所開始宣教工作。從走下輪船一腳踏上漢口土地那一刻算起，楊格非在這座城市整整住了51年，直到1912年離開中國返回故土英國為止，而那時他已經是一位80歲的老人了。

楊格非向來註重講道，而且他自年少時就有講道恩賜，能夠深入淺出地將福音真理，生動地地宣講出來，讓民眾容易接受。到中國幾年後，他用中文講道，其威力與魅力仍不減當年，無論老少婦孺，知識份子還是販夫走卒，都能被他響亮的聲音、活潑的手勢和生動的內容所吸引。他初到漢口時，並沒有固定的布道地點，只能選擇一些公開場地，聚集群眾前來聽講，因而被稱為“街頭宣教士”。1862年3月16日終得一位中國信徒受洗，此後漸有不少當地人歸信基督。因此，亟需尋覓一個固定場所作為聚會之用，楊格非遂於1863年，在漢口夾街太平巷，創建了華中地區第一所基督教禮拜堂，命名為“首恩堂”。隨後相繼在蔡家巷興建了“恩光堂”，在統一街興建了“救恩堂”，並在花樓街購地建立起倫敦會“花樓總堂”，成為漢口宣教事業中心，統籌華中一帶的宣教事宜。

在漢口打開局面後，楊格非便計劃向對岸武昌發展。武昌當時是湖廣總督所在地，是華中政治文化中心。楊格非清楚認識到武昌在今後華中宣教的地位。在他不懈努力下，幾經波折，終於在1864 年7月，獲準在武昌戈甲營購地興建“崇真堂”，這是湖北省城的第一座教堂，標誌著基督教傳入武昌的劃時代進展。“崇真堂”是一座平面十字形單層哥德式建築，可容納200人做禮拜。從1864年開堂迄今，已近150年。雖然經歷多年的風雨剝蝕與人為摧殘，該堂竟仍能屹立不倒，不能不說是個奇跡。崇真堂於2000年重新恢復使用，成為武漢基督徒重要的活動場所之一。

楊格非是一個很有戰略眼光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起教會後，他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先後在孝感、天門、皂市以及黃陂等地建立教堂。他以旅行布道和街頭布道的方法相結合，每到一地除了口傳福音外，還大量散發福音小冊子。當時的宣教士下鄉布道經常會遭遇危險，1876 年的孝感之行，就是楊格非一次難忘的經歷。那次他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 一起接受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布道，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數以百計的民眾一路尾隨他們，對他們大聲吼叫：“滾回漢口去! 殺死洋鬼子! ” 石頭、土塊像雨點般打在他們身上、頭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逃命。但他們並不因遭受迫害而灰心，在回程中，馬醫生繼續為人醫病施藥，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散發福音單張。後來孝感教會十分興旺，成為倫敦會在武漢以外的一大重鎮。

五、深入川湘

然而楊格非並不以華中為滿足，他也期望福音能盡快傳入中國內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和湖南兩省，因此他成為第一個進入湖南和四川的新教宣教士。1868 年，楊格非與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結伴進行一次壯遊，他們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最後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行程計八千余里，歷時五個月，實地考察各地風土民情，作為日後宣教活動的參考。途經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懼怕，反而如此明志說：“若我死在這裏，就葬我在這裏。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繼四川之後，楊格非下一個宣教目標就是湖南。當時湖南民眾以排外、反對基督教著稱，西方宣教士很難在該省立足。楊格非以其堅強的毅力，從1879年就開始不斷嘗試打開湖南的福音之們。迨至1904年，在25年間，他先後前往湖南宣教11次之多，屢敗屢試，毫不氣餒，終看到湖南官員與民眾對基督教的軟化，以及對外國宣教士的態度之轉變。從 “以糞便石塊相待”，到用轎子恭迎，錦旗相送，可謂天壤之別。1901 年4月，他以欣喜、感恩的心情，在報告中寫下“湖南之門已開”（Hunan is open)）這句期待已久的話。據統計，楊格非在華50多年裏，足跡遍及湖北、湖南、四川、陜西等地，在各地建立教會、醫院和學校，僅在湖北就建立了100多個宣教站。看到福音在這些內地省份興旺，無數靈魂得拯救，他十分欣慰地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長江與漢水的各地， 已經歸在基督的名下。至於那些散居在這兩條壯麗江河岸邊數以百萬寶貴的靈魂，我願為之生，為之死。”

六、醫療教育

楊格非可稱為全方位宣教的典範，除了直接宣教、建立教堂外，他還十分註重科教文衛工作。他於1866年在漢口創立的“仁濟醫院”，是華中最早的西醫院之一，現已成為漢口協和醫院。1899 年，楊格非在花樓總堂（今交通巷）旁邊一個工廠舊址上，辦起了漢口第一所集大學、中學、師範、神學為一身的綜合性學校——博學書院（英文名為Griffith John College，即楊格非學院），現已成為武漢市第四中學。他還在長江流域創辦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培養本地傳道人的神學院。楊格非時代所創辦的醫院、學校等機構，在湖北省的現代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已為今日歷史學家所肯定。

七、翻譯聖經

楊格非對於中國教會的另一主要貢獻是寫作與翻譯。楊格非能夠熟練地使用中文，說、寫都非常流利。1876年，楊格非在漢口創辦了“華中聖教書會”出版社，專門編印布道單張與小冊子，供外出宣教散發，以補外國宣教士運用漢語不便之弱點。聖教書會成立第二年，就散發出一萬冊福音書；六年之後，共散發35萬冊。據1899年統計，全國基督教所用的街頭布道文字材料，80％以上為該會印刷。到1903年，教會書刊的發行量，在華中各省達到220萬冊。楊格非不僅多年擔任聖教書會的負責人，同時也是一個多產作家，著有多種書冊，據1884年聖教書會的報告，在其出版的50種新書中，有31種是楊格非親自撰寫的。此外，他還著有《對中國的期望》（1872）、《中國的呼聲》（1907年）等書。

翻譯聖經也是楊格非投註許多心血的事工，他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於艱深，只適合知識階層閱讀，而一般從未受過教育的販夫走卒，就會一竅不通；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這無形中就將大部份人擯棄於福音大門之外。有見及此，楊格非主張采用淺文理這種文體來翻譯聖經。因此他特別花費很多時間，在中國助手協助下，竭盡心力，以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話文體，將聖經重新翻譯。1885 年他完成了《新約全書》的翻譯，稱之為“淺文理譯本”。由於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廣受歡迎。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如此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於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此書紀之詳明。” 此精湛之語，可謂字字珠璣！後來楊格非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1905 年，楊格非再推出舊約淺文理譯本，但該譯本只翻譯到《雅歌》為止。

1899年，楊格非被選為英格蘭威爾士公理會全國協會主席，但他拒絕回國擔任這一顯赫之職，而甘願繼續留在漢口，住在他所熱愛的中國人中間。同年，一方面出於對他在中國宣教貢獻的表彰，另一方面也肯定其聖經翻譯方面的卓越成就，愛丁堡大學授予他神學博士學位。

八、禁銷鴉片

楊格非於19世紀中葉抵達中國之際，正值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遭受極大的屈辱，除割讓香港，賠償巨額軍費外，還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然而英國商人仍舊繼續將鴉片大量輸入中國謀取暴利，而受害最慘烈者乃中國百姓，他們被鴉片荼毒，終日生活在煙榻上，了無生氣，健康日見低落，體質更趨羸弱，被譏為“東亞病夫”。西方傳教士始終反對這害人匪淺的鴉片貿易，認為這是英國極不光彩的劣跡。楊格非對鴉片貿易深惡痛絕，一心為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奔走呼號，並於1882年 寫出《關於鴉片貿易的簡明問答》一書，抨擊鴉片貿易的罪惡。他也多次撰文，苦勸中國人說，吸食鴉片有百害而無一利，應拒之千里之外，切勿接觸為上。另一方面，他又多次透過媒體，義正辭嚴地向英國政府上書，苦諫停止將鴉片輸往中國。因為這種貿易，會造成中國人對宣教士和福音產生強烈偏見，讓他們無法了解何以同屬英國人，既傳揚救贖的福音，又帶來具有毀滅性的毒品！楊格非發動在華英國宣教士，利用他們和國內教會通信的機會，向各自母會報告鴉片在中國肆虐所造成的巨大惡果，並請求會眾為禁止鴉片之事切切禱告。雖然楊格非的諫言，未能立時遏止英國政府的鴉片貿易，但他維護中國人權益的勇敢言行，令人敬佩，也為後來禁銷鴉片之成功奠定了基礎。

九、獻身中國

由於楊格非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時間最長，而且其對教會的影響也最大，故被稱為“華中使徒”。他在中國五十多年，期間只回過英國三次，而且每次都是因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現嚴重問題，才不得不回國。1870年7月，也就是楊格非到中國宣教15年後，第一次攜家眷回英國。逗留期間，他四處演講，報告中國宣教情況，鼓勵信徒支持或獻身宣教。1873年再次啟程來華，途經新加坡時，妻子瑪格麗特卻意外染病去世，楊格非強忍悲痛回到漢口。1874年，楊格非再度結婚，娶了一位美國女宣教士為妻。他們一起在華中宣教、生活了11年之久，這第二位妻子也於1885年因病突然與世長辭。楊格非的兩個兒子回英國讀書，後來都在美國就業，父子見面的機會屈指可數。其中有一次，竟然間隔二十五年才得相見。他為中國付出了如此大的代價與犧牲，但在1905年教會為紀念他來華宣教五十周年而舉辦的盛大感恩聚會上，這位“華中使徒”仍充滿深情地說：“如果上帝再給我五十年，我仍將全部獻給中國。”

1905年，75歲高齡的楊格非在一次講道中突然中風，此後便癱瘓在床。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家人出於安全考慮，決定由其女婿施伯珩（Spatham）等人護送回英國。在武昌起義的槍炮聲中，他們乘英輪離開漢口，從此告別中國，於1912年1月返抵英國。不久住進養老院，直到1912年7 月26 日離世，享年81歲。

但楊格非在華中的宣教偉業並未因斗轉星移而消逝。在1931年12月楊格非的百歲誕辰日，漢口教會信徒們懷著崇敬之情，動工興建一座禮拜堂，落成後命名為“格非堂”，作為對他的永久紀念。該堂的銘文道及楊格非：“博愛無我，大智不驕，設醫興學，建局譯經，終身壯志，救贖福音”等等。令人唏噓的是，在1951年一片反帝聲中，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將“格非堂”改名為“榮光堂”，以示“和帝國主義割斷關系”。今日立於漢口黃石路上的“榮光堂”即為此堂。

1963 年，在楊格非離世五十多年之後，他的故鄉斯溫西城也特別開辟出一個花園來紀念這位宣教偉人，故鄉人皆以他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