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宓貴靈

一、早年經歷

楊宓貴靈，英文名為伊莎貝爾•米勒（Isobel Selina Miller），於1901年12月17日出生在加拿大多倫多市（Toronto，Canada）一個愛爾蘭裔的基督教家庭，她上面有一個比她大三歲的哥哥。伊莎貝爾的祖父是加拿大長老會的牧師，父母也是虔誠的基督徒，當地教會的主要同工。父親熱心傳道，母親是教會宣教部負責人。伊莎貝爾自幼乖巧，跟隨父母參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學，每早晚都有讀經和禱告生活。高中時她學業優秀，曾獲得學術優良獎。畢業後考入名校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亦稱卑詩大學），修讀英國語言和文學。

進入大學生活不久，在世俗之風和流行文化影響之下，伊莎貝爾的信心開始動搖。特別是有一次，一位博學的文學教授公然在課堂上嘲笑她的信仰，更使她開始懷疑聖經與上帝。從此她和許多女孩子一樣，喜愛梳妝打扮，沉迷於打牌、跳舞和戲劇等活動，享受屬世的樂趣，逐漸遠離了信仰，放棄了讀經、禱告的習慣，也不再去教會做禮拜。

伊莎貝爾生得美麗可愛，學習成績很好，在學校中贏得多項榮譽，二年級時即被推選為學生自治會的秘書。這時她結交了一個男朋友，是個掛名的浸信會會友。交往兩年之後，終因男友對婚姻的隨便態度而告分手。此事對她打擊很大，甚至產生自殺之念。幸虧她及時回到神的面前而得以度過危機，當時中古時代歐洲詩人但丁的一句話提醒了她：“遵行神的旨意，我們才有平安。” 當初一位不信上帝的文學教授引她走進懷疑谷，如今一位篤信上帝的中古詩人卻引她重返信心之路，但她一時還沒有回歸教會。要徹底告別過去那種屬世的享樂絕非易事，她內心時常有許多掙扎，但她決心藉著讀經禱告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一日，當她讀到約翰福音第6章68節：“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內心大受感動，她仿彿聽見主說：“你如果仍然留戀世界，定然不會擁有我。” 於是她哭著對主說：“主啊，除了你，我不再想要任何人或任何東西。” 此後，伊莎貝爾義無反顧地跟從了主。

1922年5月，伊莎貝爾從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又在一所師範學院裡接受訓練五個月，獲得了教師證書。從1923年起，她任教於溫哥華一所小學，為其日後宣教工作奠下了基礎。

1923年，伊莎貝爾參加了一個基督徒退修會，大會講員是中國內地會傳教士富能仁牧師（Rev. James O. Fraser）。他長期在中緬邊界雲南山地民族——傈僳族人民中間宣教。傈僳人生活的怒江大峽谷上下的崇山峻嶺中，富能仁牧師跋山涉水，冒著被野獸吃掉的危險，把耶穌基督的救恩傳遍村村寨寨。伊莎貝爾坐在森林營地的教堂裡，聆聽富能仁牧師講述傈僳族的村寨景色、奇風異俗和福音需要時，一種強烈的感動攫住了她的心，使她不能自己。故當富能仁在講臺上發出呼召：“我需要弟兄，願意離開文明舒適生活來受苦的弟兄”時，她向主禱告呼求說：“主啊，我要去，雖然我不是弟兄，但是我要去。” 於是她毫不猶豫地把手舉起來——她是會眾中間唯一一位舉手的姊妹。從那時起，伊莎貝爾的靈命被徹底改變了，她決定為得著這個民族，一生獻給主用。從此，到怒江大峽谷向傈僳族人傳福音，成為她清楚的呼召與夢想。

但沒有想到的是，當伊莎貝爾把這一決定告訴家人時，卻遭到家人的攔阻。而第一個反對者竟然是她的母親。更不可思議的是，母親當時在教會中擔任宣教部部長，經常鼓勵別人的兒女出去宣教。她反對的理由居然是：“在國內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國外宣教”，“靠別人的救濟過日子是一件丟臉的事……。” 此外，母親亦擔心女兒會在中國餓死、病死，因此只準她留在加拿大事奉，並且威脅女兒說：“你休想到中國去，我死也不會同意！” 結果伊莎貝爾還沒有實現去中國的願望之前，她的母親即因癌癥去世。離世前她終於醒悟，坦承自己的看法是錯的，女兒的選擇才是上好的。

為了裝備自己，伊莎貝爾於1924年放棄教職，進入美國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攻讀神學。當時她沒有足夠的學費，只好為此事禱告。神的預備非常奇妙：有位姊妹原本計劃入讀神學院，然後到中國去宣教的。但因為身體欠佳不能入學而放棄，於是她就把整年的學費和旅費送給了伊莎貝爾。在聖經學院兩年期間，伊莎貝爾在生活上的各種需要，亦皆仰賴神的供應，從未缺乏過。更重要的是，她在聖經學院認識了一位荷蘭裔的神學生、未來的丈夫約翰•庫恩（John Becker Kuhn，楊志英）。他後來與伊莎貝爾結成宣教事業的好搭檔，一道來華，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中國大西南的少數民族。

從神學院畢業後，伊莎貝爾加入中國內地會，搬到多倫多內地會的宣教之家，並開始學習中文，待機赴華。1927年，中國政局動盪不安，許多地方發生排外暴亂，以致內地的傳教士紛紛避難於上海，差派新傳教士入華的工作也暫告停頓。伊莎貝爾只好返回溫哥華，擔任“溫哥華女子房角會”負責人。直等到1928年底，她才由中國內地會派往中國。

二、入華宣教

1928年12月，伊莎貝爾終於成行，從溫哥華乘船前往上海。當時她已與約翰•庫恩訂婚，而約翰早於她畢業前三個月，先期赴華宣教。船抵上海，伊莎貝爾第一次踏足中國的土地。不久她離開上海前往雲南省會昆明，與未婚夫會合。1929年11月4日，二人結為夫妻。婚後，二人皆取了中文名字，約翰叫楊志英，伊莎貝爾叫楊宓貴靈。約翰的英文姓氏是Kuhn，按翻譯標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譯成為“楊”。但因為“楊”姓是雲南少數民族中間最為普遍的姓氏，他們就像使徒保羅一樣，“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正所謂“向姓楊的人，就作姓楊的人”，因此就出現了“楊志英”和“楊宓貴靈”這兩位一生奉獻自己，服侍傈僳族人的傳教士。“宓”字原採自伊莎貝爾娘家的姓Miller，因嫁給楊志英而冠夫姓“楊”，因此就成了楊宓貴靈。生活在傈僳族人中間，他們皆以姓楊為榮。

初到中國，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內地，因生活習慣、衛生環境，以及物質供應等方面，都與西方社會有天壤之別，貴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適應，內心也經歷過很大的掙扎。她只能不斷地祈求神的幫助，每天背誦一些經文來鼓勵自己，直到有一天她讀到加拉太書中“那感動彼得，叫他為受割禮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動我，叫我為外邦人作使徒。”（加2:8）這節經文時，她的內心才有了真實的改變。此後，每當她看到那些前來聽聞福音的中國人時，就覺得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雖然貴靈一心想盡快進入怒江大峽谷，向傈僳人傳福音。但最初幾年她和丈夫一直被安排在澄江、大理、永平等漢人為主的地方宣教。在永平谷時，貴靈曾一度染上熱病，幾乎喪命。1930年6月，他們奉派到蒼山腳下的大理宣教，貴靈感到非常興奮，因為畢竟距離她所希望事奉的傈僳族人更接近了。但在途中她又不幸染上痢疾，身體極度虛弱。幸好在一個美籍傳教士家中遇上一位醫術高明的中國醫生，才得以保住了性命。在大理一年後，他們夫婦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叫“鴻恩”（Kathryn Alice-Ann）。貴靈除照顧女兒及傳揚福音外，還帶領當地華人查經班，同時繼續學習中文，並有兩年半時間與楊志英一道訓練內地會的新同工，然後差派他們到福音未及之地區從事宣教工作。

三、夢想成真

1934年，貴靈和楊志英終於得以進入怒江大峽谷，開始在傈僳族人中間的福音工作，從而使貴靈多年的夢想成真。在他們抵達麻栗坪的松山村後第三天，就有三個在緬甸境內古母村居住的傈僳人，翻山越嶺前來尋找“耶穌”。原來他們那個村被邪靈轄制了10年，人們都生活在恐懼中。為了擺脫污鬼的纏繞，得到真正的平安喜樂，他們冒著風雪和危險，歷盡千辛萬苦，前來尋找耶穌。貴靈和志英熱情接待了他們，向他們傳講福音真道。那時貴靈剛剛流產不久，對高原氣候還沒有適應。但她清楚神的引領，不顧自己身體的軟弱，為這三人找到兩位青年傈僳族基督徒，與他們同去古母村，把福音傳給那裡的村民。 為便於在傈僳人和華人中間宣教，貴靈在麻栗坪一直向神禱告，懇求神賜給他們一個會講華語的傈僳人。結果沒過多久，神就為他們安排一位會說華語的傈僳傳道人前來幫助他們。麻栗坪地處高寒山區，貴靈和家人所住的茅屋非常簡陋，雨季時潮濕寒冷。有一次她的女兒小鴻恩染上瘧疾，而且傳染給貴靈，但靠著禱告，都得蒙神的醫治。雖然生存環境惡劣，物質極度匱乏，但神的恩典夠用，他們不僅生存下來，還蓋起了一間寬敞耐用的廳堂，起名叫“恩典之家”。夫婦倆以此為基地，同甘共苦，同心事奉，足跡遍及怒江地區的山山水水。

向傈僳人傳福音，在傈僳人中間建立教會，最大的需要首先是傈僳文聖經。貴靈和志英為他們帶去了傈僳文新約聖經，並隨身攜帶去一部傈僳文打字機，隨時打印聖經和屬靈資料，以備當地人認識聖經真理。 1938年5月，貴靈和志英開辦了傈僳地區第一期“雨季聖經學校”（Rainy Season Bible Schools），有20多位傈僳人參加了培訓學習。學員結業後被派往各地開拓福音工場，不僅向傈僳人，也向儸儸族等其他少數民族傳福音。神在他們中間興起多位信仰虔誠、熱心傳道且大有能力的傳道人，引領成百上千的各族人民歸主，其中有許多美好感人的見證，亦有神蹟奇事相伴隨。

從1938年開始，貴靈和志英每年都要舉辦“雨季聖經學校”，都是利用六、七、八月的雨季農閒時間進行。主要召聚傈僳族信徒，分批進行密集的聖經研習和各種造就課程，藉以裝備他們，可以承擔起向本族以及外族傳福音的使命。由於楊志英經常外出傳道或出差，所以雨季聖經學校主要由貴靈負責，成為她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儘管氣候十分惡劣，師資嚴重不足，文具奇缺，局勢動盪不安，還時常遭遇人為的幹擾，但貴靈都藉著禱告一一勝過。雨季聖經學校為傈僳族教會培養、造就出許多領袖人才。後來怒江大峽谷被人稱為“福音谷”，以及傈僳族村村寨寨都有教會，雨季聖經學校的畢業生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當然，貴靈為此也付上了極大的代價。女兒鴻恩6歲時，她就把她送往內地會在山東芝罘（煙臺）開辦的子弟學校讀書。雖然十分難捨，但為了更好地服事傈僳人，她也只能忍痛割愛，把女兒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日軍佔領了內地會在煙臺的宣教士子弟學校，小鴻恩和其他師生一起，被押解到山東濰縣，囚禁在集中營。雖然貴靈難免心急如焚，但她仍然堅信神的應許不會落空。戰爭期間，她一如既往，奔波在崇山峻嶺中，傳福音、辦學校、探訪信徒。1942年3月，貴靈牙痛得厲害，必須要到昆明去看牙醫。那時雖然滇緬公路已經開通，但從大峽谷出發，也整整花費了九天的時間才到達昆明。醫生告訴她說病毒已經開始向腦部蔓延，如果再晚來一天，恐怕就性命難保了。 1943年，上帝賞賜給貴靈和志英一份至為珍貴的禮物——兒子降生了。他們給他取名叫“建民”。同年底，日軍佔領了他們教會所在地對面的峽谷。大敵當前，聖經學校是否還要繼續呢？貴靈他們經過禱告後，決定繼續堅守下去，因此這一期課程得以在戰時順利完成。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小鴻恩和其他芝罘師生一起被解救出來，乘船安然返抵美國。不久，貴靈和志英返國述職。因戰爭關係，他們繞道印度孟買，再轉乘軍艦輾轉回到美國費城與女兒會面。多年離散，全家人終得團聚。

1947年，身為地區主任的楊志英比家人早一年回到中國的宣教工場；貴靈和兒女留住費城直到1948年才重返舊地，受到傈僳弟兄姊妹的熱烈歡迎。然而，當時中國國共之間的內戰正酣。1950年3月，貴靈帶著7歲兒子不得不先離開中國。離別之日，一群傈僳人冒著風雪，伴隨著她們翻越過3,000多公尺的高山，送她們出境，最後抵達緬甸。然後輾轉回到美國，與正在惠頓學院就讀的女兒團聚。多年不見，女兒已經長大，深能體諒父母的奉獻與犧牲。

四、最後歲月

1951年底，內地會所有傳教士被迫撤離中國，內地會也隨即易名為“海外基督使團”，轉向臺灣、緬甸、印支半島及泰國高山部族傳福音。翌年10月，貴靈、志英夫婦奉派前往泰國北部，向散居在山地的傈僳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傳福音。當時貴靈已屆50歲，卻要面對新的環境，還要學習泰國方言。為此，她曾感到為難，也曾想過退縮。但無論多大的挫折與艱難都無法熄滅貴靈對傈僳人的愛，靠著神她勇敢地接受了新的挑戰，辛勤服事當地的百姓。令人欣慰的是，她女兒鴻恩大學畢業後，又入讀聖經學校，後來亦申請加入海外基督使團，繼承父母的志向，成為第二代傳教士。

由於楊宓貴靈將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奉獻給了傈僳族人，故被稱譽為“傈僳人女使徒”。她最終因疾病才不得不從宣教工場上退下來。1954年，貴靈被發現罹患了乳腺癌。在泰國的清邁動過手術後，她被送回美國療養。臥病的兩年中，她的肉體雖然日漸衰殘，靈命卻依然健壯，文思亦依然敏捷。治療過程中，她一面靠主與疾病做鬥爭，一面奮力寫作，將自己的信仰歷程、人生感悟，以及宣教經驗如實記錄下來，留給後人。她一生總共寫了8本書，其中除了自傳性的《尋》（By Searching: My Journey Through Doubt into Faith）和《我成了一臺戲》（In the Arena）之外，還有《綠葉常青——最後撤離中國的內地會宣教士》（Green Leaf in Drought），Stones of Fire, Ascent to the Tribes: Pioneering in North Thailand， Precious Things of the Lasting Hills，Second Mile People, 以及Nests Above the Abyss。這些著作不僅使她成為一個享譽世界的基督徒作家，也感動、鼓舞了無數的讀者。幾本已經翻譯成中文的作品，尤為華人基督徒所喜愛。

雖然在病痛中，卻也與子女共度了一段快樂的時光。1957年5月20日，楊宓貴靈在美國伊利諾斯州的惠頓（Wheaton，Illinois）家中息勞歸主，享年56歲。逝後，楊志英常向人們提起貴靈生前講過的一句幽默話：“等我到了天堂，那裡的人常常只會看到我的腳跟，因為我總是爬上金色的城牆，俯瞰下面的傈僳人教會。” 從中可體會她對傈僳人深切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