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廷筠

一、身世

楊廷筠，字仲堅，別號淇園，聖名彌額爾，浙江杭州仁和縣人。要了解楊廷筠的身世並不容易, 因為從官修傳記中, 既找不到他準確的出生日期, 也看不到他童年的任何記載［1］，故史學界對楊廷筠的出生年份有1562年和1557年兩種說法。但比利時學者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在其《楊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一書（2002年）中提供了一份罕見、寶貴的史料，就是記錄1592 年廷試考生官階的抄本《萬曆二十年壬辰科進士履歷便覽》(1646年編就)。他在書中寫道：“此記錄首先按考場順序排列考生名單, 楊廷筠和其他22名考生分在春秋房；其次列出考生出生日期, 據此有特殊價值且為僅有的資料, 可以斷定楊廷筠的生日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即西曆1562年6月25日。”［2］此一考證當具有權威性。

二、仕途簡介

楊廷筠的仕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地方官(1592-1599)。楊廷筠1579年中舉；13年後，即1592年，通過廷試獲三甲第36名，中進士；之後任江西安福縣知縣7年，頗得當地民心。

第二階段：監察禦史(1602-1609)。1602年3月13日，楊廷筠升任湖廣道監察禦史，同年在北京結識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第三階段：其他職位(1622-1625)。這期間楊廷筠被委任過多種官職，如河南按察司副使、光祿少卿以及順天府丞。順天府丞是楊廷筠一生中達到的最高官階。到1625年4月17日, 他奉準 “因年事高”而退職，之後再沒有出任官職。

楊廷筠仕途中的兩次退職，分別發生在1609-1622年及1625-1627年間。官方資料記載楊廷筠兩次辭官的原因，第一次是因“疾病”, 第二次是因“年邁”。但是在1625年耶穌會士寫給耶穌會會長的年信中說：“楊廷筠本來無罪, 他的受牽連是因為他曾在彈劾貴公（魏忠賢）的奏疏上簽名, 並探訪過這座書院（東林書院）。”［3］由此可見楊廷筠退職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他屬於當時的東林黨派，而東林黨派在彈劾宦官魏忠賢上失敗，使得楊廷筠受到牽連。

楊廷筠在退隱期間仍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大約尚在為父親守孝期間（1619年），楊廷筠就同徐光啟和李之藻聯合商討鞏固國防事宜。徐光啟上疏，獲準在通州練兵。他深知西方火器甚精，便寫信給李之藻，請他派人去澳門購買槍炮。李之藻隨即與楊廷筠商議集資，派人於1620年購回大炮四門，在廣州待命。後因徐光啟被罷職而擱置。［4］

三、信仰之旅

楊廷筠的家鄉杭州在明末是著名的佛教中心，祩宏大師是當時佛教界的重要人物。祩宏設法將佛法融貫於儒道之中, 使三者成為佛學在頂端的等級式金字塔, 為士大夫階層接受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5］在此環境中，楊廷筠對佛教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當時他周圍的許多朋友都是有影響的佛教人士，如馮夢禎、虞淳熙、董其昌和袁宏道等。尤其在歸信天主教前兩年時間裏，楊廷筠特別熱心於佛教。

但是，這樣一位熱心追求佛教的士大夫，卻在1611年戲劇性地改信了天主教，並且至死不渝。楊廷筠的改信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醞釀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雖然他於1602年就結識了耶穌會士利瑪竇，而且與他的關系甚好，但他對天主教真正發生興趣則是在9年之後。1611年四、五月間, 楊廷筠同鄉李之藻的父親去世,楊廷筠到李家吊唁。在李之藻家中,他遇到了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L. Cattaneo)、金尼閣(N. Trigault) 和鐘鳴仁(S. Fernandes), 並且有機會同他們討論基督宗教問題。以後他曾多次和耶穌會士們一起探討信仰問題，經過長時間的內心掙扎之後，他終於在1611年由郭居靜領洗入教。［6］

楊廷筠之所以猶豫、掙扎許久，一方面是出於對佛祖的尊敬，另一方面則是對天主教某些神學觀點的不認同。他最不認同的主要有三點：一是不崇拜偶像；二是福音書所言的化身奧秘和救贖；三是肉身復活。［7］但楊廷筠最重要的阻礙，乃是來自他的妾房。［8］他堅持要留下她，並向基督徒朋友們抱怨傳教士的不妥協做法。他說：“泰西先生乃甚奇，仆以禦史而事先生，夫豈不可，而獨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9］其密友李之藻為此嘆息並回答他說：“於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徒比也。泰西聖教誡規，天主領之，古聖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規誡何？先生思想人而不欲奉己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規，先生之不茍也，其所全多矣。君知過而不改，從之何益乎？”［10］這些話打消了楊廷筠的顧慮，最終，在確保她有一套住宅和所有的生活條件後，楊廷筠才離開了他的妾。當神學與納妾等問題都解決之後，他才莊重地領受洗禮，並取教名“彌額爾”。

自信奉天主教後,楊廷筠就結束了與佛教的關系。他公開拒絕與佛教徒的聯系與來往，據記載“他像拋棄陶器碎片一樣扔掉了鍍金菩薩像”, 甚至拒絕以佛教儀式為他父母舉行喪禮。他的這些行動都符合耶穌會士融合儒家而激烈反對佛教的方針。但是因為楊廷筠原本信奉佛教，而且過去對僧人和寺剎多有施予，所以改信天主教後引致當地佛教徒的憤恨和攻擊。

楊廷筠信奉天主教之後，在家中宣揚其信仰，希望改變他的親人。其妻原是虔誠的佛門弟子, 但最終在1616年“基督聖體日”當天和她的4個子女一起領洗入教。［11］其父也於1617年成為基督徒，1619年去世。其母則篤信佛法，始終無法被改變，令楊廷筠頗感沮喪。於是他決定向天主祈求, 並且開始齋戒, 致使身體非常虛弱。看到兒子的樣子，母親心有不忍，問他原故，楊廷筠自責說：“兒不德，不能事母使惑於邪而背正教，兒之罪也。異日者，母淪永苦，兒百其身莫可贖矣。” 其母聽後，非常懊悔，遂高聲說道：“吾今信矣! 而曷不早言之而自苦若是? 吾今信矣! 惟子是從無復疑矣。” 遂於 1618 年 (另一說為 1619 年) 改信天主教，1620 年去世。

楊廷筠有一個女兒，聖名依諾斯的，更以她的美德善行而成為全杭州的典範。楊廷筠與他的妾所生的小兒子，也於1620 年領洗皈信天主教。楊廷筠不但影響其家人信仰基督，還擴大影響了百多名家族成員接受基督信仰而加入教會。

四、楊廷筠對天主教在華發展的影響與貢獻

楊廷筠的影響力遠不止於此。在其日常生活中，楊廷筠所做的具體善事數不勝數，建立“仁會”和“仁館”即其中之二。他的“仁會”類似祩宏的“放生會”,也類似於當時的慈善會社。每月有聚會、獻儀,及專人處理捐款等。但錢不是用來放生，而是根據天主教的七項善功來救助窮人。他領洗以後對教育仍然保持興趣，設立了“仁館”,讓不能上學的孩子讀書，並給以密切關註，常常親自視察，甚至親自講授道德倫理。

楊廷筠對社會上的人給與熱心幫助，對傳教士更是不遺余力。根據1621年耶穌會士寫給耶穌會會長的年信得知，楊廷筠看到傳教士居住條件窘迫，於是特地為他們建了一所新房子，以供服事和生活所用。這所房子是在1621年4月或9月杭州城裏發生兩次大火，約有14,000戶人喪失家園，建築工錢和材料都極為昂貴的時候建造的，由此可見楊廷筠的仁慈和慷慨。

楊廷筠還建造了聖堂和小教堂，供傳教士們聚會和傳教使用，他也時常資助耶穌會士們的差旅費。1622年，楊廷筠又奉獻杭州附近地產大方井給教會，作為傳教士的墓地。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楊廷筠在保護天主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1616年，天主教在中國遭遇到一次大規模的教案——南京教案。利瑪竇在世的時候，深得朝廷歡心，又因為教會勢力日愈擴大，反對的人雖懷仇恨，也無隙可乘。但當利瑪竇死後六年，反對者認為時機來到，於是有禮部侍郎署南京禮部尚書沈漼上奏皇帝，彈劾耶穌會傳教士，引起大獄。據說沈漼與天主教徒有宿怨，這時又受了和尚的賄賂，故決意要驅逐傳教士。於是在 1616 年他連上三道奏疏，參劾傳教士。楊廷筠與沈漼相識，他們同起於杭州, 而且同年(1592年)中進士。因此, 楊廷筠立即寫一辯護書給一些官員, 其中包括沈漼, 公開為耶穌會士辯護。［12］

然而, 楊廷筠與其他人(如徐光啟)的辯護一時都沒能起作用。1617年2月3日,朝廷下令驅逐耶穌會士。當時,在杭州的12位歐洲耶穌會士中,有4位被逐,他們是：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謝務祿（Alvaro Semedo）和王豐肅(Alfonso Vagnoni)。其余的躲避在楊廷筠家中，不再公開露面。懾於楊廷筠的影響力,他們沒有被逐出杭州。很難知道在1617-1620年間，究竟有多少耶穌會士藏匿於楊廷筠家裏，不過無論如何，到1617年底，杭州已成為居住耶穌會士最多的地方。［13］那時在杭州的大概有：郭居靜、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龍華民、鐘鳴仁及其弟鐘鳴禮（Jean Fernandez）、史惟貞（Pierre Van Spiere）、費奇規（Gaspard Ferreira）、遊文輝（Manuel Pereira Yeou）等，可能還有艾儒略（Giulio Aleni）。至於兩位被逐的王豐肅和謝務祿，在從北京到澳門的途中，也曾在此作短暫停留。當時北京和南京的傳教活動因為教難的逼迫已暫停止，但龍華民、鐘鳴仁和遊文輝等人還在杭州“楊淇園”的小教堂內發聖願，［14］端賴楊廷筠的保護。楊廷筠自己也毫不隱諱他收容傳教士的事實。［15］

到1620-1621年之間, 形勢已穩定下來。但是不久，一場新的更為嚴重的教難又興起了［16］。原因是天主教徒被卷入到白蓮教暴動的禍亂中。在南京,由於一名基督徒替一名被誤控為白蓮教分子的鄰居辯護而被捕；又因在他家搜出十字架等物，於是導致了更多人受到殃及。中國耶穌會會長羅如望（Jean de Rocha）時在杭州，在他請求之下，楊廷筠和徐光啟不停地上書朝廷命官，楊廷筠的護教文章《號鸞不並鳴說》就是寫於此時，陳述了天主教與白蓮教之間的14點差異。徐光啟得知有人上疏控告楊廷筠包庇耶穌會士，便提議把耶穌會士遷往別處。楊廷筠起初極力反對，後來終於為了教會而接受下來。又過了些時候,局勢才穩定下來。

楊廷筠的護教作品在“三大柱石”中為最多，主要代表作有《代疑篇》、《代疑續篇》、《天釋明辨》、《號鸞不並鳴說》、《西學十誡詮釋》和《聖水紀言》等。

五、與世長辭

楊廷筠於1627年12月那個嚴冬時節過世，享年71歲。過世前不久，他仍在幫助建設教堂，而且連夜趕寫一本關於傳教士生平的書。一天早晨，當他與一名官員討論基督宗教信仰問題時，發起了高燒，終至一病不起。在發病的第4天，神志昏迷之中，他責怪自己疏忽，沒有早一點動工興建聖堂。最後他在領受了告解和臨終聖事之後，便從容地面對死亡。他對日夜守護著他的傳教士感嘆道：“噢, 由人間轉到天堂是多麽容易啊！” 又對圍繞在他床邊的家人說了些安慰的話，隨即溘然長逝。［17］

六、楊廷筠的思想及他對明代基督信仰的意義

楊廷筠歸信天主教後，長期致力於將他對天主教的信仰和理解與儒學調和會通。在他看來，儒學有許多不足之處，比如對“天”的界說就不明確，“古來經典，只教人欽天奉天，知天達天，未嘗明言何者為天。” 楊廷筠接受了傳教士們對“天”的解釋，自覺地放棄了中國哲學中“天”的自然意義。他認為天不是蒼蒼形質，而是全能的造物主。這個全能的造物主有三位，即聖父、聖子、聖靈，雖是三位卻是一體。這是“超性之理”，“言亦不能盡解，喻亦不能盡似。”［18］

與當時許多中國士大夫天主教徒不同，楊廷筠並未全盤接受從歐洲帶來的“天主”這個概念，而是以中國文化為本位賦予其新的內容——西方基督徒常常稱呼天主為“父”，天主是人類的父親；而楊廷筠談到天主的時候，則說天主是“吾人的大父母”（加上“母”的概念）——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稱呼。在其神學理解中，他還常常加入中國的人性論與宇宙論（乾坤、陰陽）的觀念［19］，隨處可見“我西方天學可與吾儒相輔而行”。

楊廷筠的生平在明代歷史的學術研究中從未占有過重要地位，他只是在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上被人提及。然而事實上，他對明末天主教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和徐光啟、李之藻都曾寫過很多有關基督宗教的文章，亦曾經講道。他們的作品在當時一版再版，甚至當時有一出戲劇是描述他們的信主經過和基督徒生活的。楊廷筠也鼓勵過許多人跟隨他，他的基督宗教作品直到20世紀初，仍在重印。至於他被稱為天主教“開教柱石”的原因, 可能是由於他在1616-1617年教難期間, 為保護耶穌會士所擔當的重要角色。楊廷筠在明末天主教活動中的地位相當獨特，他的主要成就不僅在西洋科學方面，也在天主教的哲理和信仰方面［20］。他既是一位篤信天主教的儒者，也可稱為一位頗為本色化的天主教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