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作新

溫州地區早期基督教傳道人之一；平陽縣內地會平泰總會的首任華人牧師。他一生持守信仰、忠誠事主、牧養群羊、培育人才，推動中國教會自立與合一運動，堪為一代牧者良範。

1867年（清同治六年）10月，中華內地會蘇格蘭籍傳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牧師由寧波來溫州傳福音，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來溫州宣教的西方傳教士。因其只有一條腿，故被溫州民眾稱為“獨腳番人”。雖經三年慘淡經營，但因民間仇洋反教情緒強烈，福音事工進展緩慢。1870年，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影響波及全國，使曹雅直的傳教環境變得愈發惡劣。為安全故，他只好轉赴郊縣平陽傳揚福音。不久在平陽縣城昆陽西門外忠靖廟(即太保殿)邊設立了佈道點，逐步發展信徒，建立教會。兩年後，英籍牧師衡秉鈞（Edward Hunt）前來平陽接替曹雅直的工作。由於信徒漸漸增多，受到差會的重視，又特派英籍朱德盛（Grierson Robert）牧師來平陽置地建堂。1874年，西教士在昆陽西門蓮池巷建成“中華基督教內地會”教堂一座（今之平陽西門教堂），爾後又開辦了一所書院。這座教堂不僅是平陽縣，也是溫州地區第一座基督教堂，時稱“聖耶穌教堂”。此後，平陽內地會也成了內地會的一個重要分會。

楊作新，姓楊，名經元，字銘勃，號作新。於1878年生於溫州平陽縣麻步區樹賢新烊。他年輕時乃為前清貢生，成為基督徒之前，在本鄉就享有盛名，曾為剿除罌粟(鴉片)做過貢獻。當他聽聞福音皈信基督後，努力追求長進，成為福音的使者。當福音在平陽迅速發展，教堂在全縣各地相繼建立後，一些優秀的中國傳道人也湧現出來，其中就有林溥泉、黃時中、楊作新等人。他們協助外國傳教士下鄉分書佈道，在各個堂點培靈聚會。

一、擁護教會自立

1906年，俞國楨在上海建立中國基督教自立會的消息傳到平陽。次年，林溥泉、黃時中親赴上海拜會俞國楨，並將自立宗旨帶回平陽，建立起自立聚會點，自此與內地會分道揚鑣，而楊作新卻仍然留在了內地會。身為中國傳道人，楊作新心中非常認同中國教會的自立，他之所以沒有從內地會出來，乃是因為他有與眾不同的領悟。雖然當時自立會與內地會之間有許多不和諧的舉動，比如衡秉鈞牧師因自立會在內地會中拉人而將一紙訴狀送到平陽縣憲。但楊作新與那些從內地會出去的眾同工依然保持著良好關系。他是扎根於內地會，繼承內地會宣教、植堂美好傳統的同時，又敞開胸懷響應符合時代發展的自立精神，使平陽內地會從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內地會”。

1912年8月，溫州遭遇特大洪水，傷亡數萬人。上海自立總會派遣蔡學彰赴溫州調查水災，順帶來平陽佈道。當他抵達瑞安與平陽的交界處，楊作新與自立會的呂信忠等七八人前去迎接；其後又邀請蔡學彰前往內地會教堂佈道，並親自做蔡學彰的翻譯，將普通話譯為當地土白話。會後，楊作新還帶著固執反對自立會的內地會教師林移非拜會了蔡學彰，彼此交流了自立精神。楊作新頂著內地會差會和傳教士的壓力，一心接納和推行自立精神的舉動感動了蔡學彰，以致蔡學彰事後對他贊嘆有加：“內地會教友頗有自立之志，如楊君作新者，更堪欽佩，余故喜而聯絡之，以冀發達我自立會之目的焉耳。”由此可知蔡學彰對楊作新之欣賞，並期望他能將自立會發揚光大。

二、肩負歷史重任

1910年，當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在平陽取得合法地位後，社會各界對其加以肯定、支持和鼓吹，大有星火燎原之勢。再加上楊作新在內地會中全力推行自立精神，終使平陽內地會成為內地會溫屬總會中第一個宣告自治的分會。

早在1885年至1898年，英籍傳教士王廉牧師調任平陽，大力擴展教務，教徒擴大到全縣各區及泰順縣等地。此後，王廉牧師調任溫屬總會。1918年，“王廉牧師在溫召開五縣內地會代表大會，因信徒紛紛要求自立的大勢所趨，宣布內地會實行自治，易名為‘中華基督教自治內地會’，並按立了楊作新為平泰總會(平陽、泰順兩縣)首任華人牧師，總堂設在昆陽西門。從此，平陽內地會開始擺脫與差會的關系。”

雖然這次的會議和按立僅僅是將教會的教務轉交給中國牧師，教會的教產等還握在外國差會的手裏，經濟上還需依賴差會的支持。但對於平陽教會來說，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中國基督徒終於有了土生土長的中國牧師，教會教務由外國差會轉移到中國牧師手中，中華內地會開始轉變為“內地人自治的教會”，從而拉開平陽教會由“差會辦教”轉型為“自主辦教”的序幕。以往教會所有的教務都由差會分配和指派，差會是一切教會事工的調度者，從那以後，作為平陽教會第一位華人牧師，這個重任就落在楊作新肩上了。

自1922年開始，反帝愛國的“非基督教運動”波及全國，基督教被視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了轟動全國的“五卅慘案”，國人反帝愛國運動熱情空前高漲。此時在中國教會中，建立一個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化教會的呼聲越發迫切。

1927年2月，“北伐軍東路十七軍軍長曹萬順率部從福建進駐平陽縣城，嗣後抵達瑞安，再抵達溫州”。因革命軍北向過境，加上全國反帝運動的高漲，“平陽內地會信徒認識到中國教會有自治之必要，發動全體信徒脫離西差會的一切關系，斷絕和西差會經濟上的聯系，實行自給，由當時在平陽西門牧會的英籍牧師白德鄰立下字據，將教會行政、會產契據均移交華人牧師楊作新管理”，“一切經濟開支以實行自養為原則，均由本會信徒樂意捐助，不受西差會分文補助”。

自此，內地會平陽分會的教務、行政、教產等悉數交給楊作新管理，外國傳教士在教會中只是協助中國牧師工作，沒有任何上下層的附屬關系以及任何經濟上的牽連，“一切經濟開支以實行自養為原則，均由信徒樂意捐助，教牧人員的薪金由全縣信徒樂意捐助，每人生活不敷者，均由各教師副業生產收入維持”。教會從此走上了“自治、自養、自傳”的道路。

三、維護教會權益

1937年，日軍入侵浙江，各地教堂或被占作軍用，或被查封，所有宗教活動或加以限制，或強行停辦。因戰略關系，游擊區各縣地方之天主堂與基督教堂亦常為縣以下行政機構所借用，或駐屯自衛武力。抗戰勝利後，外國教會在各地的教堂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被占用的情況，“軍政、警憲、團隊仍駐屯於各地教堂”，導致教會無法開展正常的事工。這些駐扎於教堂的軍隊、地方政府或其他組織，除了占用教堂外，搜劫財物的事情也相當普遍。尤其在平陽縣，這種情形更加嚴重。1944年7月8日，平陽縣政府呈送一份公函致浙江省主席，內中稱，該縣天主堂駐軍開拔時，“堂內什物洗劫一空，損失達三百萬元之譜”。

有鑒於此，1945年11月，平陽等縣天主教代表神父張越塵、平陽等縣基督教內地會代表牧師楊作新、平陽等縣耶穌教自立會代表牧師范廷(浙閩教區總會長)、平陽等縣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代表教師張善光等人聯名上書浙江省政府主席：“近來各機關、部隊仍有不體念教會之尊嚴，輕視禁令，強占強借，不聽勸阻。稍與理論，輒遭辱罵，持槍恫嚇，舉手打人，種種兇橫，殊為侮辱教會。”強烈要求當局政府加以制止。

針對所反映的情況，蔣介石於1945年12月29日電令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凡收復地區所有教會房屋，應一律歸還原有教會，如有駐軍或機關占用，應限一個月內遷出，不得延誤。”由於在侵占教堂、搜刮財物的行為中，軍方占了相當部分，因此，軍方自然也要做出相應處理。根據蔣介石的指示，何應欽於1946年2月簽發了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電令：“光復區各教堂凡駐扎有軍隊者，限於一個月遷出。除分電各戰區、省府，轉飭所屬，切實遵辦。”中央與省政府凡收到教會方面投訴，都會予以批復，並轉飭有關市縣政府予以查辦。浙江省政府主席於1946年1月11日對楊作新等各教中人士的投訴信上批復：“已分飭平陽、瑞安、泰順三縣查明出示保護矣。”楊作新在教會利益受到損害的危急時刻，勇於通過正常渠道和正確手段來維護教會的利益，爭取教會的權益，其膽識與魄力令人敬佩。

1947年，時值楊牧師七十大壽，當時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孫科親手題匾“福杯滿溢”予以祝賀。

四、培養教會人才

楊作新在培養人才方面亦有“特殊的恩賜”，這從他對子女的培養上可見一斑。

楊作新育有四子：楊化信、楊化和、楊化三、楊化釋。次子楊化和(又名楊華亭、楊忠)畢業於湖南長沙神學院，後來成為江蘇省泰興市教會的首任牧師，1968年回平陽縣西門教堂繼承父業，牧養群羊，並且父子牧師都享年94歲，傳為美談。三子楊化三在新中國成立前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成為平陽最早的西醫。四子楊化釋上個世紀50年代被評為交通部勞模，受到過毛澤東的接見。

不僅如此，楊作新更是教會中的“伯樂”，善於發現和挖掘“千里馬”，以培養教牧骨幹力量。自1918年接管內地會教務後，楊作新立即著手人才的培養。1919年他選拔青年王雨亭到山東滕縣華北神學院深造，王雨亭畢業後轉入自立會，在《聖報》上發表過大量文章，成為自立會的得力幹將。1927年，王雨亭等人受倪柝聲創辦的《基督徒報》的影響，從橋墩內地會、自立會中帶出30多人在橋墩五岱山新村建立了平陽縣第一個“基督徒聚會處”，並使之成為溫州地區聚會處的活動中心，聯絡溫州、永嘉、瑞安、泰順、文成和閩北福鼎等各縣聚會處。

1923年，楊作新又選拔青年黃履銓、陳欽法、鄭成座、楊華亭、蔡琦、鄭慈恩等6人，分別保送他們到湖南長沙神學院和杭州真源神學院學習。畢業後，他們被分配到平陽、蒼南、泰順等縣任教師。

1928年，黃履銓、陳欽法、蔡琦等脫離內地會，由內地會佈道團轉入聚會處工作，成為聚會處的主要負責人。而楊華亭則成為內地會牧師，鄭慈恩成為內地會女傳道。

楊作新不僅善於培養人才，還敢於啟用人才，為他們搭建展示才幹的平臺。1949年，內地會平泰總會召開年議會，全體代表選舉陳知三為平陽縣牧師，仇錦耀為泰順縣牧師。楊作新因年老而辭職，遂將平、泰兩縣所有教務、行政、教產等一並移交給年輕一代的兩位接班人。從此，平、泰兩縣教務分開管理。楊老牧師也從事工第一線退居二線，讓出廣闊天地由年輕人繼續開拓。

五、消除教派隔閡

楊作新一生致力於拆除教派之間的“圍墻”，他從不勉強或拉攏人加入內地會；也不阻止人加入其他教派。只要能更好地開展基督的福音事工，他都予以支持。楊作新出身於內地會，但他沒有任何教派之間的成見。他與自立會的同工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彼此往來，互相聯絡；他的次子楊化和是內地會牧師；他的許多學生成才後轉入聚會處；他的弟弟楊經庸(又名楊玉珊)是內地會教師，但他的大侄子楊化學(又名楊輔世)卻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牧師，二侄子楊化育又是聚會處主要負責人；他的孫子輩的表親中，金守夫又是自立會的負責人。楊作新的家可說是教派大聯盟，但卻相處得非常之融洽。

1951年“土改”時，平陽全縣教會被關閉。1952年“土改”結束後，部分教堂恢復了聚會。但因特殊的政治因素，教會面臨的局勢卻愈發緊張。1958年，國家將全國“無宗教區”的試點和現場觀摩會放在平陽縣，全縣教會被迫關閉。是年7月，平陽縣湖前鄉搞了“三獻一退(獻教堂、獻聖經、獻宗教用品，退出教會)”的試點，然後從點到面，波及溫州，影響全省。原本各自為政的各教派在外部環境的高壓下開始暗中尋求聯合，德高望重的楊作新老牧師充分發揮他的影響力，多次受聘“在各教派聯合的交通聚會上講道洗禮，每次洗禮都有一百多人”，完全打破以往各教派之間聖工不相往來的陳規。

在“文革”的特殊歲月裏，許多教牧同工不敢出來做工，但楊作新不顧年紀老邁與環境惡劣，帶領各教派的年輕同工奔赴全縣各地開培靈會，並鼓勵同工們剛強壯膽，熱心服侍。楊老牧師的所作所為，不但為教會走向合一開辟了道路，也為後來的教會復興打下了基礎。作為全縣最為德高望重的教牧長輩，他為教會事工盡上自己的畢生精力，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楊作新於1971年端午節前蒙召歸天，這位神家忠僕在不平常的“文革”歲月裏得享天年，因壽數滿足而安息主懷，享年94歲。死後葬於麻步新蛘鯉魚山。他“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這是上帝對他最大的恩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