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止齋

俞止齋於1875年出生於浙江奉化鄉村。父親在村里開店，但因嗜睹，家道並不豐裕。俞家有五個兒子，俞止齋最小。年少時，他被送往蘇州基督教博習書院讀書，在接受西式教育的同時，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為俞家唯一的基督徒。

鄔靜珠於1875年出生於浙江奉化一個篤信佛教的家庭，從小纏足。7歲時就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許配給俞止齋。20歲（1895年）時出嫁。由於俞止齋是基督徒，故在結婚時，拒不按中國習俗和新娘子一起拜天地，也不去祭拜祖先。婚後第二年，女兒出生，取名秀欽。

1897年，俞止齋把家眷接到蘇州去住。當時他在博習書院既做學生，又兼教師。俞夫人就和書院的女眷們一起參加當地的教會活動，逐漸學會唱贊美詩，明白一些基督教道理。不久，她參加了慕道班，受洗加入教會。在一次奮興佈道大會上，她又有了重生得救的經歷。1898年，俞氏夫婦二女兒在博習醫院出生，取名秀愛（亦名秀靄）。

1899年，俞止齋轉往上海中西書院讀書，一家四口搬往上海。1900年，第三個女兒出生，取名秀美。同年，俞止齋畢業後留校任教。這時，著名布道家李叔青應邀到中西書院擔任英語教師兼庶務工作。在李叔青的帶領下，俞止齋才真正悔改得救，生命發生了改變。1902年，他正式奉獻自己成為一個傳道人。此時其第四個女兒出生，取名秀麗。

由於家庭人口增多，俞止齋收入微薄，俞師母除忙於家務外，夜晚還要靠裝訂線裝書，或為人洗衣服賺取些收入，以貼補家用。1903年，夫婦倆帶著四個女兒回老家探親，不想卻因為他們所生的都是女孩子，反受到祖父的歧視和辱罵。回上海後，他們就同心向神祈求賜他們一個兒子，以免去人對他們的羞辱，並許愿意將兒子獻給神。1903年4月，他們果然得了一個兒子。望著墻上“普天同慶”四個大字，俞止齋給兒子起名叫“普慶”。他內心渴望多生幾個兒子，直到把這四個字用完為止。不想，他內心的愿望日後竟成為現實。

1904年，俞止齋被派往江蘇常州開拓教會，全家搬往常州居住，常州的第一個基督教福音堂就是由他開始的。在1905年的蘇州年議會上，李叔青牧師的講道使俞止齋靈性上再次得到復興。此後，他在事奉上更加火熱，脾氣秉性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就在這時，他們第六個孩子出生了，是個女兒，取名秀樂。1906年，七女兒秀恩出生；同年俞止齋奉調到無錫事奉，全家又搬到無錫。當時無錫教會的教友很少，俞師母稍有閑暇，就將新舊約聖經讀了一遍，並且能夠把聖經的教導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經常用神的話來省察自己。也是從那時起，俞氏夫婦開始注重家庭的宗教生活，帶領孩子們讀經、禱告、唱詩，在信仰上帶領孩子們，使他們從小敬畏神。這個牧師家庭漸漸影響到周圍的鄰舍，他們愿意與牧師、師母交往。漸漸地，一些青年人也被吸引到教會中來，教會就成了當地人的活動中心。接著，他們又在無錫北門處租了一所經常鬧鬼的房屋，建立了教會。

1907年，七女秀恩因病夭折。但很快，“老八”又降生了，是個男孩，取名天慶。1910年夏，就讀蘇州景海女校的大女兒秀欽不幸染上霍亂，經多方搶救無效而去世。連喪愛女使俞師母痛不欲生，但靠著信仰她都堅強地挺住。她原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因對聖經真理的渴求，她後來不但自己能夠讀經，還能夠講解聖經，主持聚會，成為教會婦女會的負責人，為許多婦女做了榜樣。她有那么多孩子，但都沒有影響她事奉主。每天早晚，在孩子們起床前，或就寢後，她都有自己的晨更和晚禱的個人靈修生活，這成為她日常生活和事奉的力量泉源。

因著教會的見證，當地居民對基督教的態度由敵視轉為友善。1911年，俞牧師他們竟然能使一所佛教寺廟變為基督教禮拜堂，使之成為敬拜真神的場所。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滿清統治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就在同一天，俞家第三個兒子誕生，取名同慶，隱含著雙重意義。

1913年秋，他們第十個孩子出世，是個女孩，取名秀靜。1915年秋，俞止齋被年議會派往湖州工作，到達那里第十三天，俞師母就生下第十一個孩子，是個男孩，取名叫慶慶，至此，“普天同慶”四個字就齊全了。1917年，俞止齋出任湖州教區的教區長。不久，俞師母也在湖州教區首創婦女佈道會。1918年2月，他們第十二個女兒又出世了，取名秀珠。奇巧的是，十二個子女各具不同生肖，也就是說，中國十二生肖被俞家子女占全，這在整個中國也是罕見的事。俞師母就此成為“一打孩子的母親”。可惜的是，最小女兒秀珠一歲時因病夭折，令全家人痛心不已。俞氏夫婦在湖州整整工作了七年。

1923年，俞止齋被調到上海慕爾堂（今稱沐恩堂）擔任主任牧師。因該堂是美國堪薩斯城的慕爾先生（Mr. K. P. Moor）於1887年捐資所建，故以其名字命名。俞牧師到任時，安迪生（Rev. Anderson）牧師及夫人已任職於該堂。俞師母則分擔婦女的培訓和佈道工作，她經常走街串巷，探訪教友，為他們排憂解難。很快，婦女佈道會的人數增加了三倍。不久俞師母被選為全國婦女節制會委員、慕爾堂婦女佈道會主席，以及上海地區佈道事工書記等職。在她的推動下，1929年，在蘇州召開第一次牧師師母會議，監理會各教區、教堂的師母幾乎都出席了。聚會內容非常豐富，使師母們大開眼界，並在靈性上得到奮興。此後，俞師母經常被邀請去帶領聚會或演講。她經歷豐富，言語樸實、生動，使許多婦女得到幫助。有一次在談到“信心”時，她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說：

“許多年前，當我住在無錫時，有一次，俞牧師出去參加年議會，家里只剩下我和幾個小孩子。一兩天後，有人告訴我，住在鄰近的一位曾來參加過慕道班的姓朱的青年突然患了重病。他們曾請了郎中，吃了中藥，但病勢卻越來越重了。這個青年人是朱家唯一對基督教感興趣的人。他的母親信佛，拜菩薩，父親癱瘓在床，還有弟妹等，家庭居住環境較差。當我去他家探望時，只見那青年的母親哭哭啼啼地坐著，原來患有‘紅眼炎癥’的她，幾乎甚麼都看不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到這位青年剛開始要信主，如果有甚麼不測，他家里人會不會歸咎於教會？於是我毅然決然地叫人把病人抬到我家里，讓他睡在客廳內由我親自護理他，因為我深信上帝一定會救他”。 “姊妹們，那時我有四個孩子，一個還需要喂奶。我也不大懂得衛生常識，所以除了禁止孩子們與病人接觸外，我唯有憑著信心、愛心和祈禱，竟然使這位青年脫離險境逐漸獲得痊愈。他的母親深受感動，教會的名譽也沒有損失。後來他們全家歸主，這位青年也奉獻作了傳道。後來他成為常熟教區的主任牧師，一位大有講道恩賜的牧師”。

俞師母每周都邀請鄰近婦女們到她家客廳聚會。其中有一位寡婦，參加數次聚會後表示愿意信主。她有一個患有淋巴腺結核病的五歲大的兒子，孩子的頸上和腋下都是膿包。寡婦渴望地對俞師母說：“我要成為一個基督徒，求主醫治我的兒子”。俞師母把孩子帶到兩所著名的醫院去檢查，均因病情嚴重而被拒收。俞師母繼續向這位母親傳福音，叫她真正明白真道。不久這位母親開始認罪：原來她還在拜偶像，而且還和一個男子同居。半年後，英國奮興佈道家威爾克斯到上海景林堂舉行佈道大會，俞師母帶著這位婦人前往參加。講員的信息深深打動了她，使她真正悔改認罪，並愿意過聖潔的生活。隨後她斷絕了和那個男人的來往，自己靠縫紉度日。俞師母幫助她到幾家做縫紉。每逢禮拜天她不做工，到禮拜堂去聽道、讀經。俞師母也常買些藥物給男孩吃，並和這位母親一起禱告。奇妙的事終於發生了：孩子身上的膿包一個個地好了，結痂了，不久完全康復。隨後，俞師母為他找了一個基督教孤兒院，送他到那里讀書。讀完書後，介紹他到一個製作皮鞋的店里當學徒。後來這位青年發展出自己的企業，結了婚，夫婦倆都成了慕爾堂的教友。此外，在俞家做過幫傭的傭人先後有九人，都在俞師母的感召下，成為基督徒，並且她們還熱心向別人傳福音，使一個有多年毒癮的青年人戒掉了鴉片。

俞止齋到慕爾堂後不久，即著手新慕爾堂的建筑工程。1931年3月，位於西藏中路的新慕爾堂落成。這所教堂是一位著名的比利時建筑師設計的。1932年1月，日軍襲擊上海，許多難民涌入公共租界，慕爾堂成了難民的避難所，從教堂到辦公室都住滿了人。俞氏夫婦總是在最有需要的地方出現，為生病的人禱告，安慰傷心者，鼓勵在憂患中的人們。俞止齋特意邀請著名佈道家在聖堂中舉行佈道會，還設立了查經班和識字班等，為難民帶來平安和盼望。

1932年秋季，俞止齋奉調到虹口區景林堂擔任主任牧師。該堂前身是中西書院，為紀念該書院創辦人林樂知，新建的禮拜堂被命名為景林堂。在慕爾堂落成之前，該堂是上海最大的禮拜堂，宋老太太和蔣介石都是該堂教友。

俞家孩子雖多，但他們在基督教家庭和教會環境中長大，父母親的信仰和品行深深影響著他們。俞氏夫婦，特別是俞師母，每天除忙於教會工作外，還要照顧孩子們的生活起居，關心自己孩子靈命的成長。良好的家庭環境和基督化教育，使孩子們個個品學兼優。1917年，二女兒秀愛從蘇州景海女校畢業，留校任教一年。因其成績斐然，1918年，校方派送她去美國留學。在美三年，先入堪薩斯州的Scarrit聖經學院學習，然後在田納西州Nashiville的George Peabody師范大學學習，獲得學士學位。讀書期間，認識了在俄亥俄州大學攻讀陶藝學的淩其峻先生。1921年，秀愛完成學業回國，次年淩其峻也回到上海。征得雙方老人同意後，二人舉行了訂婚儀式。之後，秀愛回到自己的母校——景海女校任教。1924年，秀愛和淩其峻在慕爾堂舉行了婚禮，組成了基督化家庭。除教養子女和熱心教會工作外，秀愛後來還擔任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會長之職。

三女兒秀美於1920年從湖群女中畢業後，成為教師。1928年5月，秀美與畢業於湖南湘雅醫學院的姚克方先生結婚。不幸的是，因肺結核，她於1930年7月而去世。臨死前，她非常平安，叫大家不要憂傷，因她知道自己要歸回天家。

1923年，四女兒秀麗從湖州湖群女中畢業後，成為教師。她聰慧、穩重，工作勤懇，很得眾人喜愛。後為監理會年議會所派，到常熟教會做婦女工作，非常出色。七年後，她應聘到慕爾堂主管宗教教育工作。不久赴燕京大學神學系進修一年，再被慕爾堂送往美國Scarrit College（她二姐的母校）深造。1939年完成學士學位後回國，仍在慕爾堂服務。1941年3月，中國的衛斯理宗在上海召開大會，商討合併事宜。來自美以美會、監理會和美普會的代表都出席了會議，最後決定采用“衛理公會”這個名稱，並選舉出三位會督，其中兩位是中國人：江長川和陳文淵；一位是西人黃安素會督。原來的婦女佈道會改為婦女服務會，俞秀麗出任聯絡書記之職。

長子普慶入讀東吳大學，擅長吹號。畢業後在湖州東吳三中任教。1933年，時任仁立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理的長子普慶結婚，新娘是一個第三代基督徒，中西女校的畢業生，擅長彈鋼琴。一年後，第一個孫女“哈拿”誕生。

1927年，六女兒秀樂高中畢業後，在慕爾堂社交部工作。1928年，她與東吳大學體育系的梁官松先生結婚。

1938年，次子天慶與復旦大學畢業的楊貞女士結婚。楊貞也是基督徒，又是四女兒秀麗的好友。當今中國著名小提琴家俞麗拿女士就是俞天慶和楊貞的女兒。

同年，時任職於天津仁立公司的三子同慶，在回家探親時，也與李璐珊女士結婚。她也是個基督徒，X光技術員。幼子慶慶於抗戰時期隨上海醫學院遷往內地，在四川成都重建的醫學院里擔任醫師。

1937年6月，俞家最小女兒秀靜結婚。她從中西女校畢業後在一家銀行作職員，性情溫和，舉止端莊。夫婿謝少文是全國基督教青年會編輯部主任謝洪賚的二兒子，曾在哈佛大學讀書，時任北京協和醫院細菌科主任、醫師。

俞師母有這麼多孩子，還先後收養、收留過四個男女青少年，視他們為己出，將他們養育成人，使他們成為基督徒，接受教育，有的還做了傳道人和教會領袖。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日軍開進上海英法租界，幾乎所有的基督教教堂都被日軍所佔用。在整個抗戰期間，俞家先後搬過十次家。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們仍搬回景林堂牧師住宅居住。緊接著他們就四處探訪教友，使教會生活又恢復正常。

1942年是俞止齋牧師獻身事奉四十周年，此時夫婦倆皆已67歲。雖然已到退休年齡，但他們仍然堅持工作，探訪教友，安慰、幫助有病和軟弱的人。經過多年的磨礪，夫婦倆已成為互相了解、體貼、相愛的模范夫妻。1945年冬，兒女們在上海南京路為兩位老人家舉行了“金婚紀念”慶典，證婚人是竺規身牧師。俞牧師在答謝時見證了神的恩典：“我們兩人離開了家鄉，五十年來一直蒙主引領。祂賜給我們子女十二名，並且有了第三代。我倆定要繼續為主努力作工，要稱謝天上的父神，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俞止齋在景林堂事奉直到1953年78歲時才退休，剛好是他奉獻做傳道50周年。那時他們的外孫梁林開（六女兒秀樂之子）已繼承他們的事業，奉獻自己作主聖工。梁林開後來成為香港地區教會名牧，曾先後擔任過三屆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

1960年4月，俞師母走完她在世85年的路程，安返天家。俞止齋為她在上海殯儀館舉行了莊嚴隆重的葬禮。兩年後，俞止齋也歇了世上的勞苦，永享安息，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