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輔民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說過一句名言，華人基督徒可謂無人不曉：“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但還有一位完全奉獻給中國人民的西教士——翟輔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同樣說過一句感人的名言，華人基督徒不應不曉：“若是神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做中國人。我現在是英國人（祖籍），那不是我的錯，乃是神的旨意。”

一、早期背景

翟輔民的祖父母是蘇格蘭人，勤勞樸實，以務農為業，也是信仰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共育有七子二女，其中之一即翟輔民的父親。翟父自幼胸懷大志，20歲時（1852年）即告別家鄉，隻身遠渡重洋，前往新大陸加拿大謀求機會與發展。經多年打拼，家道漸豐，於中年時買下《多倫多環球報》，成為一個出版商，該報後來成為多倫多最大的報紙。

翟輔民於1873年12月16日出生在多倫多，是家中第二個孩子。父親終日忙於商務，對信仰並不十分熱衷；而母親則是一個敬虔愛主的基督徒，在信仰方面對翟輔民的影響很大。因此，翟輔民從小就養成了清晨祈禱和讀聖經的習慣。自年少時起，他就努力追求靈命長進，熱心參與教會活動與事奉。16歲時，翟輔民在主日學老師安妮•高婉絲（Annie H. Gowans）小姐的帶領下決志信主。此後，他在信仰上從安妮老師得到不少幫助。

1893年，美國著名佈道家宣信博士，發起了對外差傳福音運動。他親自組織建立起宣道會，四處講道、演說，呼籲有志青年基督徒預備好自己，隨時聽候神的呼召與差遣，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當時年屆20歲的翟輔民，在宣信博士主領的宣教大會上，決定獻身前往中國宣教，並矢志終其一生向華人傳福音。當然在做出這樣大的決定之時，翟輔民並非毫無掙扎。正相反，他曾經找出許多理由與神爭辯，說自己沒有特別的恩賜與能力，又缺少裝備等等，其內心劇烈的掙扎曾使他苦不堪言。最後，他終於降服下來，說：“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然後就把自己的身與心完全交托給那向他顯示異象的主，並且要到當時社會混亂，經濟落後，政局動盪的中國去傳福音。這個消息像炸彈般地投入他的家，引起轟然巨響。他的父兄皆強烈反對他的這一決定，甚至聲言要與他斷絕關係。但翟輔民不為所動，一心順服神的呼召。翟父愛子心切，也只好讓步，冀望兒子吃盡苦頭後，倦鳥知還。就這樣，翟輔民前往紐約，入讀宣信博士所創辦的聖經學院（即今之奈亞宣道會神學院，Nyack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接受訓練與裝備三年之久。1896年1月20日翟輔民由宣信博士按立為牧師，同年畢業之後，隨即被差往中國廣西宣教，成為宣道會首批四位入華宣教士之一。其中還有日後成為著名宣教士的高樂弼醫生（Dr. Robert H. Glover）。

二、廣西梧州歲月

抵華後不久，翟輔民奉派前往廣西藤縣，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學習當地語言；同時跟隨高樂弼醫生作宣教體驗。1898年，翟輔民轉往梧州，正式開始他的宣教生涯。梧州地處兩廣交界，當時是廣西的門戶，為一通商大埠。這裡後來成為華南宣道會的大本營，廣西宣道會的總部長期設在這裡。翟輔民很快就能夠講一口流利的粵語，且能以中文寫作。他經常親自到鄉間露天佈道，派發福音單張，不失時機地在各處開設佈道所或建立教會，又開辦研經班等以造就信徒，大力推動華人歸主運動。1899年，翟輔民在梧州協助高樂弼醫生創辦了建道聖經學院（今香港建道神學院）。

正當各項宣教事工開展之際，在中國不幸爆發了“義和團之亂”。1900年對西方差會和宣教士而言是災難性的一年，宣道會共有36人殉道，僅次於內地會的79人。為避拳亂，建道聖經學院師生和一些平信徒逃往澳門。就在這一年，翟輔民與一位比他早兩年抵華的宣道會女宣教士杜娜（Minnie Donner）小姐結婚，從此得到一位生活與事工上的良伴。婚後翟師母大多留守梧州，一方面協助丈夫打理日益增多的各項事工，另一方面也幫助他在梧州教會的發展。他們唯一的女兒萃珍（Margaret）也出生在梧州。

梧州聖經學校創辦之初，翟輔民即在該校任教，高樂弼出任校長。1901年高樂弼回國後不久，翟輔民接任建道聖經學院院長之職（1902-1904）。這是他首次擔當宣教領袖之角色；後於1912至1917年他曾再次出掌建道神學院校政。在任期間，他將其他工作轉交別人，自己專心致力於神學教育。

由於翟輔民年輕時曾在父親經辦的報館任過職，故有文字出版工作之經驗。1911年，他在梧州創辦了“宣道書局”（South China Alliance Press，今香港宣道出版社之前身），印刷及經銷中文福音書籍與單張。再於1913年創刊《聖經報》（Bible Magazine），自任編輯。《聖經報》最初試以粵語出版，後來改用文言和官話兩種版本同時出版。“五四運動”後，《聖經報》亦改為白話文。內容除釋解經外，還包括宣教、護教和造就信徒等。《聖經報》全盛時期，銷及全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甚至到歐美城鎮。它不但造就了千萬華人信徒，亦為各地華人傳道人提供了講道資料。這種以文字佈道，栽培造就信徒靈命的方式，對後世教會的影響深遠。此外，翟輔民還定期寄發給海外教會一份英文刊物《華南宣道消息》（South China Alliance Tidings），以作推廣及宣傳之用。對翟輔民來講，這些教學及文字工作經驗，都成為其日後在安南（今越南）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尼）宣教事工模式的先聲。

翟輔民的另一貢獻是他於1922年偕同幾位牧師發起了一個定期舉辦的“省港培靈會”，後來該會演變為香港每年舉辦的“港九培靈研經大會”，迄今已舉辦70多屆，對華南教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924年，翟輔民與另外三位不同差會的西方宣教士，被廣西山賊綁擄多日。期間他不但不屈從於綁匪的巨額勒索，反而尋找機會向他們傳福音，最終得以脫險。這次苦難的經歷，幫助他日後智慧地應對四位華人牧師被擄百多日的危機。[1]

宣道會在廣西的工作發展迅速，到1925年時，在廣西境內已有77個堂會，福音也已傳入少數民族中間，福音事工範圍甚至遠及越南。翟輔民此時除擔任建道聖經學院監督之職外，還兼任廣西宣道會聯會主席。

三、南洋宣教

隨著宣教事工的外展，翟輔民越加看到東南亞和南洋地區，尤其是越南和印尼等地的福音需要。早在1898年，翟輔民經由廣西西陲進入法屬殖民地安南（今越南），尋找新到宣教機會，以開拓新的宣教工場。1911年，他再次前往安南考察。在他的影響和領導下，五年後在那裡正式開闢出一片新天地。1913年，翟輔民在安南設立了“宣道書局”；1916年，他被宣道會總會委任為安南新宣教區的監督，同年，建立了第一間基督教會；1918年他又創辦了一所聖經學校。1920年，翟輔民被推舉為華南宣教區的主席，並于1922年將宣教事工推展到今日的柬埔寨。

在南洋眾多國家中，當時最吸引翟輔民的是荷屬東印度群島。這是南洋最大的國家，大小島嶼3,000多個，當時人口7,000多萬人，其中華僑就占300萬。在許多城市裡有成千上萬華僑，但他們從未聽到過福音。到1927年底，翟輔民在中國宣教已達30年，在越南的工作也已經開展了十餘年。此時他也已清楚知道神要他到南洋去，為此他搜集了相當多的有關南洋的資料，為開闢南洋宣教工場做準備。

時任廣西宣道會聯會主席的翟輔民，經常鼓勵中國同工們要認定差傳工作並非西方人所專有，華人教會亦當盡力參與。他以使徒行傳第八章26節勉勵大家說：“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 為進一步明確“南洋宣教”的異象，1928年1月，翟輔民離開中國，隻身前往南洋考察。同年又先後差遣建道聖經學院院長黃原素和趙柳塘牧師到南洋考察及佈道；稍後又有王載、朱醒魂、林證耶和練光臨等牧師前往。經過禱告與交通，他們對南洋宣教同有感動和負擔，並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應有一個華人自己的差傳組織。為此他們成立了籌委會，於1929年3月在香港召開會議，草擬簡章，組建了“南洋佈道團”，稍後改稱為“中華國外佈道團”（Chinese Foreign Missionary Union）；推選王載為主席，翟輔民為副主席兼司庫；佈道團總部設在廣西梧州。“中華國外佈道團”是華人教會第一個向海外宣教的差會，成立後隨即差派朱醒魂、林證耶和練光臨等人前往荷屬東印度群島和婆羅洲向當地華人和土人宣教，這是華人教會海外差傳事工之始。

翟輔民是一個識才、賞才、用才的謙謙君子，也是一個聰明、幽默、善於鼓勵人的領袖。在林證耶為他寫的傳記裡，記述了他在中國第一批宣教士差遣禮上所講的幾句話：“他（翟輔民）煞像一個拆字先生，站在會眾面前說：‘今日被差出去的兩位弟兄，一名證耶，這是告訴我們，他們被派出去到底目的是什麼。另一位名光臨（練光臨），那是當然的，在什麼地方見證了耶穌，真光就臨到那裡了。’ 隨後他還補充一句說：‘我的名字叫輔民，這說明了我的後方工作任務，就是輔助上主的人民，差派他們出去傳福音救靈魂。’他的話引動得全堂的人都笑起來。”[2]

中華國外佈道團的創立，體現了翟輔民“當地語系化”的宣教理念。他一貫主張中國乃至南洋華人的福音事工應由華人同工負責，而西方傳教士只應從旁協助。這一策略使華南和南洋地區的宣教工作走上本色化的道路。事實也證明了翟輔民的遠見卓識。到1941年，也就是“中華國外佈道團”成立13年後，該團隊的中國同工已經發展到20人；還有140位本地同工，分散在全印尼、新幾內亞及附近的國家和島嶼，服務于139個福音基地和14所聖經學校中。

為了文字出版事工，為了拓展華南和南洋的宣教工作，翟輔民從不吝惜自己的錢財，常常自己“掏腰包”。他將父親去世留給他的遺產和自己的存款，幾乎全部用在宣教需要上。為了專心而有效地推展南洋新工廠的宣教事工，翟輔民於1930年辭去了擔任30年之久的華南區主席一職，此時他已屆57歲。他的妻子和女兒一直居住生活在梧州，直到1931年，翟輔民全家才移居到印尼蘇拉威西島（Sulawesi）的望加錫（Makassar）。

翟輔民不斷拓展宣道會在遠東的工廠，他先以望加錫為基地，與中、西宣教士同心協力，把事工由望加錫東延至婆羅洲和馬來半島，以及荷屬新幾內亞（Dutch New Guinea，今之西伊利安 [Irian Jaya]）。在宣教策略方面，他則按照先前在廣西和越南的模式，在這些新的宣教工場上建立教會、聖經學校和文字出版社。同時他也幫助當地同工建立差傳機構，在國內和國外宣教，建立教會。

翟輔民自幼體弱多病，曾患有心臟病，糖尿病亦苦纏終生。他的學生林證耶為他撰寫傳記時寫道：“他的糖尿病直到成年後仍存在。在這疾病期間，他不能不限制自己的飲食，……使他不能遠行，以致不能在工作上多所活動。但他卻不甘於長期伏在疾病之下，他要與疾病鬥爭。”翟輔民意志剛強，生活自律，故工作起來精力充沛。他每日早上四點鐘就起床，讀經禱告後便奮筆疾書，然後才去梳洗用餐；到七時半時，已經在辦公室裡準備上課或處理宣教事務了。與翟輔民同期的宣道會同仁陶恕（A. W. Tozer）如此記述道：“每天當其年輕的僕人送早餐到他房間時，總會看到散放在床上的聖經、注釋書和字典，還有一大堆已經寫好可以付印的稿紙。”[3]由此足見這位宣教勇士的毅力與勤奮。

四、為主殉道

1941年12月太平戰爭爆發時，翟輔民一家正在菲律賓的碧瑤度假，他放棄了跟隨美僑撤退回國的機會，直接返回印尼與眾宣教同工共渡時艱。1942年，翟輔民一家三口被佔領印尼的日軍逮捕，與其他西教士一起被集中關押起來。初時，翟輔民和妻女尚被關在一起，當男女分營時，他和妻女便告永別。之後三年半時間裡，翟輔民輾轉被囚於不同的日軍集中營中受苦，最後於1945年7 月29日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夕，翟輔民病逝於集中營內，終年72歲。戰爭結束後，翟師母和女兒翟萃珍回到美國居住。翟萃珍生長於廣西，能講一口流利的粵語。故當母親去世後，她繼承父志，再次遠赴遠東宣教。

五、未盡的話

翟輔民是一位具有異象、有遠見、有清晰目標、堅忍而忠心的宣教領袖，一生為神的國度委身和貢獻華人群體。他順服聖靈帶領，終身以傳福音為己任，矢志將福音傳到未得之地，接觸福音未達之民，這是他不斷拓展新工廠的動力。神又賦予他先見之能，開拓許多當時福音似乎無法達到之地，成為日後宣教士的榜樣。他的生命與見證，鼓勵了更多的人投入到宣教行列中去。

在宣教策略上，他獨具慧眼，注重教會成長及培訓教會領袖的方向。他發掘出不少華人及印尼人牧者，並跟這些當地教會領袖合作，建立聖經學校、差會及推行栽培信徒的聚會；本色化及夥伴合作的工作果效，至今仍然影響著港、越、印三地的華人宣道會。

由於翟輔民年輕時曾協助父親經營報業，故他深知報章傳媒的影響力。多年來他自寫、自編、自印發行中文屬靈書刊，為廣大華人教會牧者和信徒供應靈糧。他也善用現代科技于宣教，如在1938年間，為了便於在印尼宣教，以及加強各地宣教工場之間的聯繫，他特地購置了一架水上飛機，堪稱為開創之舉。

翟輔民在宣教工場上的領導才華，更成為現代教牧及宣教士的楷模。現時香港的建道神學院和宣道出版社、越南的華人宣道會、印尼的翟輔民聖經學校，以及在印尼已易名的前華人宣道會，無不標示著這位宣教偉人所作的工。宣道會百周年史的主編尼克勞斯（Robert L. Niklaus）將翟輔民的名字與近代基督教史上重要宣教勇士並列。他如此寫道：“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是現代宣教先驅者，其後也有前往印度的亨利馬丁（Henry Martyn）、前往中國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Hudson Taylor）、前往緬甸的耶德遜（Adoniram Judson）；稍後也有前往華南、印支半島和印尼的翟輔民。”[4]

陶恕博士在為翟輔民撰寫傳記時，也如此寫道：“翟輔民已離開我們，他的名字不再出現在宣道會宣教士名單上；對於那些努力為迎接再來的王而作出普世宣教計畫的人，不再聽到他那極富挑戰性的言詞。但他手所作的工，仍然屹立在三個宣教工場上，標示著他的忠心、愛心和獻身。”[5]

綜觀翟輔民一生，他不因體弱多病而不前，也不因出身優越、見多識廣而驕傲，更不因強強悍綁匪在前而怯懦，或為欠缺後援而退卻。他只因基督之愛的激勵，真誠熱愛華人，服務華人，最後獻上了自己的生命，實為傑出的宣教領袖和忠心勇敢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