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誠

一、早年經歷

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字實齋。1654年6月11日出生於法國的凡爾登（Verdun），其父熱爾比雍·德·比茲曾任國王參事、凡爾登法官和市政長官等職；其兄為洛林最高法院律師。1670年10月，張誠進入南錫耶穌會初學院修讀。隨後，在蓬塔穆松研讀哲學，並先後在肖蒙、第戎、桑斯、梅斯等地教授數學和中學五年級修辭語法學。1681年在蓬塔穆松研讀神學；1682年12月16日在上萊茵省的莫爾申姆晉鐸。他在數學方面的天賦尤為突出，曾先後被授予“國王數學家”、“法國科學院院士”等榮銜。1685年，張誠膺選路易十四派往暹羅（即泰國）和中華帝國的6位耶穌會數學家之一。

二、出行東方

出行前，巴黎科學院按照國王的命令，為6位耶穌會士配備了完善的科學儀器，以便日後進行科學觀察與研究。國王還下令為他們准備一些畫有盧浮宮、凡爾賽、聖·日爾曼的銅版畫以及數部裝幀精美的圖書，作為呈獻給康熙皇帝的禮物。

1685年3月3日，法國使團在布雷斯特港口搭乘“麻雀號”軍艦啟程，同行使團成員包括肖蒙騎士（Chevalier de Chaumont）、福爾班伯爵（Comte de Forbin），以及6位耶穌會士數學家——神父居伊·塔夏爾（Ta Xiaer）、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comte）、白晉( Joachim Bouvet )和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等人。此行政治目的是為回應暹羅派駐巴黎使臣的外交往來。1685年5月31日，艦船繞過好望角；9月22日抵達暹羅沙洲入口。途中張誠寫下了長達242頁的旅行報告（現藏於曼谷金剛智國家圖書館）。

1685年12月10日，肖蒙以路易十四使臣的身份與暹羅宰相康斯坦茨·弗爾孔在暹羅簽訂了一個條約（其中5條涉及天主教自由傳教及保護傳教士）。弗爾孔宰相想把張誠也留在暹羅，但張誠認為自己此行的目的是遠赴缺少傳教士的中國傳播福音，因此他不願留在較為舒適的暹羅，而寧願到中國的一個行省去，甚至願意為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忍受苦難。

三、身為帝師

1687年6月19日，張誠和他的同伴們從暹羅出發，登上一艘開往寧波的中國帆船，於7月23日船抵達寧波港。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6月2日到達北京，適逢南懷仁已於前不久逝世。自16世紀中葉天主教耶穌會士入華之後，在明、清兩朝中，耶穌會士在天文、地理、曆法及外交等領域貢獻殊巨。利瑪竇（Matteo Ricci）為天主教在華事業奠下了美好根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曾先後擔任清廷的欽天監監正。康熙皇帝召見了張誠和白晉等人，並留他們在北京為其講授西方科學。從1688年到1707年計19個春秋，張誠作為康熙皇帝的御前教官，悉心傳授數學、幾何、天文、地理、哲學等西方知識，並借康熙生病養病之機講授西方病理學、解剖學等醫學知識。

四、外交斡旋

17世紀末葉，俄國人加緊了對東西伯利亞的征服。為了鞏固這些被征服地區，他們在中國和北西伯利亞遊牧民族之間的邊境線上構築堡壘。因此，滿洲人和喀爾喀人都感到了俄國人的威脅。俄國大使戈洛文（Golovine）於1687年到達色楞格斯克，以著手與中國皇帝進行和平談判。中國使團因北部蒙古瓦剌部與清朝之間的戰爭而路途受阻，無法到達談判地點，最後康熙皇帝選擇了尼布楚作為新談判地點。

由於康熙皇帝選派的談判代表無一人懂外文，而俄方代表既不懂漢語又不懂滿語，於是皇帝要求在宮廷中服務的傳教士在談判期間擔任翻譯。起初，康熙皇帝選中了徐日昇（Thomas Pereira），並請他找一位助手，由於張誠品質傑出，被徐日昇選為助手參與中俄談判。為便於前往尼布楚談判，康熙賜予徐日昇和張誠三品頂戴。俄國談判代表懂得拉丁文，徐日昇和張誠當然也懂得。這兩位耶穌會士的角色已經超出了單純翻譯的範疇，事實上皇帝頒佈諭旨是針對這兩位調停人，而不是針對正式談判代表。康熙皇帝宣布：“我賦予你們和你們所隨同的大員們同等的尊榮，以協商這一重要事務。” 徐日昇和張誠具有談判意識，而俄國人和中國人考慮問題的方式則完全不同，同時，雙方對國際法和國家法知之甚少。中國人視俄國人為蠻夷，並視自己所有的鄰國為附庸。徐日昇和張誠既清楚知道可能做些什麼，又完全了解真實情況，知道俄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分歧，也覺察到俄國人的領土野心遠遠超出了合理的範圍。

1689年6月13日中國代表團啟程前往尼布楚。行前，康熙皇帝召見徐日昇和張誠，賜給他們每人一件繡有巨大金龍的絲綢黃馬褂，後來又賜給他們兩副上面鋪著繡有金龍的絲綢懸垂布墊的馬鞍，以及兩件金絲制的、有裘皮襯裏的袍子。7月31日中國使團到達尼布楚要塞，同時有掛著燕尾旗和軍旗的小船船隊沿河運兵運糧而來匯合，還運來3000多匹駱駝和1.5萬匹馬。沙皇代表只帶著500士兵，面對中國人備有40門大炮的90條船只感到恐懼。康熙皇帝早已為談判設定了前提條件，即阿爾巴津（中文稱之為雅克薩）城必須歸還中國，但俄國人不願讓步，以致談判僵持數日。最後，只有張誠一人奉命出使俄國軍營，並成功地確定了兩國的邊界。雙方代表在兩份拉丁文正式文本上簽字加印。一個拉丁文正式版本被交給俄國人保存（現藏於俄國的檔案館中），它同時刊佈於《俄中邊界條約集》中。兩份文本的條約內容完全相同，只是人名和稱謂的次序有異。在交給中國人的拉丁文本中，中國皇帝及其欽差大臣的名字置於首位；而在俄國人所持的拉丁文本中，沙皇及其大使的名字則置於首位。俄國代表將其所寫的俄文本交給中國人，中國代表將其所寫的滿文本交給俄國人。

1689年9月6日，簽字現場彩旗飄揚、禮服鮮豔、戰馬霍霍，簽字儀式莊重氣派；兩國代表互致敬意，互送禮品。9月9日中國人啟程回京，10月18日，他們返回北京，康熙重賞了兩位神父。

五、科技貢獻

（一）引入先進的數學成果

在康熙統治年間，科學技術發展活躍，並取得多方面的成果。滿文譯著《幾何原本》就是在康熙皇帝的指示下，由張誠、白晉等人完成的。

1689年，康熙皇帝“召徐日升，張誠、自晉、安多等至內廷。諭以後每日輪班至養心殿，以滿語授講量法等面示。” 傳教士們為康熙講授《歐幾里德幾何學》，即《幾何原本》。《幾何原本》共計15卷，早在明朝徐光啟與利瑪竇曾合作翻譯前6卷為漢語，在清朝張誠等又將這前6卷翻譯成了滿文。此書的後9卷後來由清末數學家李善蘭與英國人佛列亞利合作翻譯。張誠在清朝宮廷任職期間，還將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專著《應用理論幾何》譯成滿文。現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滿漢文譯本《幾何原本》七卷，附《算法原本》一卷，即張誠在1690年的譯稿。西方傳教士通過自己的學識所取得的漢譯、滿譯《幾何原本》等重大成果，是中國近代學術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中國數學家在1690年至1721年間，在數學上做了一項奠基性的工作，即由梅玨等人在匯集張誠、白晉等人譯稿的基礎上，編成了一部介紹西方數學知識的百科全書——《數理精蘊》。這部書對當時引進的西方數學知識進行了有條理的編排及系統的介紹，並同中國古代數學進行了比較性的研究。在當時的條件下，實為罕見的巨大工程。此書達到了“實為從古未有之書，雖專門名家，未能窺高深於萬一也。” 此書完成後以“康熙御制”的名義，頒行全國，廣為留傳，影響深遠。

（二）測繪全國輿圖

明清時期的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活動有兩項大的集體工程，一是明末的修曆，再就是康熙乾隆年間的測繪全國地圖。當時，參加測繪全國輿圖的西洋傳教士共10人，除一奧地利人和一葡萄牙人外，其余8人均是法國人。他們大多學有專長，在天文、地理、數學、生物、機械、建築等諸方面的研究上頗有建樹，而且得益於法國政府的按年資助，因此活動資金也相當雄厚。

由於受到康熙皇帝的賞識，1689年，張誠抓住中俄尼布楚邊界談判需要地圖的機會，把早已繪好的亞洲地圖進呈康熙皇帝，並指圖說明中國的東北部分因地理知識缺乏，無法繪制，建議康熙皇帝組織一次全國範圍的地積總測量。遠見卓識的康熙皇帝慮及繪制各省及全國地圖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有較大現實意義，心有靈犀，鑒於中國舊地圖原測量既不精確，又無尺寸比例等標準，確實不再適用了。應張誠等法國傳教士的請求和建議，康熙皇帝決意繪制全國及分省地圖，於1707年12月開始測繪，先請張誠現實試測繪制出一幅北京及直隸省區地圖。康熙皇帝看到了新測繪圖遠精於舊地圖，君顏大悅。此後，傳教士們兵分多路，前往關內各地測繪地圖。於1718年，由法國傳教士杜德美（Petrus Jartoux）最終完成全國地圖。後來，又由兩位學過西方數字及測量的喇嘛測繪西藏地圖，經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杜德美審定，繪制成新地圖集，含關內十五省、“滿洲”、西藏等地分圖，共計32幅新地圖，匯稱《皇輿全覽圖》。康熙皇帝滿意地說：“朕費30余年心力，始得告成。”

六、傳教之貢獻

1692年3月22日，應欽天監副監安多神父（Antoine Thomas）的奏請，亦為感謝耶穌會傳教士為中華帝國所作的貢獻，康熙皇帝頒佈準許傳教士自由傳教的寬容諭旨。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罹患瘧疾，高燒不退，太醫束手無策，張誠和白晉獻上金雞納霜，也就是奎寧，皇帝一服即愈，大悅，遂賜張誠住宅(前輔政大臣蘇克隆哈舊府)，並賜地建築天主教堂一所，康熙皇帝親題“萬有真原”匾額。這座教堂就是當時北京僅有的三座天主堂之一的北堂（即西什庫天主堂）。徐宗澤所編之書雲:“北平西什庫之聖堂，康熙帝感公德乃賜地而建築者。” 該教堂於1703年落成，張誠作為天主教的神父，時常在此新堂裏宣講教理，又為教友們諄諄教導各人應盡的本分。同時，他還積極協助推動各地主教、神父的工作。此一教堂的建立,拓展了法國耶穌會在華的生存空間。1699年，張誠被任命為北京耶穌會會院院長；1700年11月30日又被任命為法國耶穌會在華傳教團體的第一任總會長。

七、著述、日記與書信

張誠一生著述頗多，編譯出《幾何原理》、《幾何學》、《哲學原理》等數學專著；且著有《滿文字典》（四卷）。張誠還將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專著《應用理論幾何》譯成滿文；現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滿漢文譯本《幾何原本》七卷，附《算法原本》一卷，即張誠在1690年的譯稿。

張誠前後共有八次旅行蒙古地區：前兩次旅行是為談判簽立條約；第三次和第八次主要是關乎喀爾喀部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旅行是隨同康熙皇帝以東蒙古為目的地所作的旅行；第六次和第七次旅行則以鄂爾多斯為目的地。張誠的旅行日記是大量的寫實日記，其翔實、具體、豐富、真實的內容，揭示了中國清朝北方的人文景觀與歷史風貌，具有突出的考古意義和科研價值。其中既有涉及旅行沿途的草地、沙漠、樹林城市等地理環境的真實記載，又有談及那時代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等活動。

此外張誠的書信數量甚豐，多藏於法國、暹羅等地的圖書館中，富於研究價值。

八、“禮儀之爭”之悲劇

在發生於18世紀之交的康熙皇帝與羅馬教廷之間關於中國祀孔祭祖的“禮儀之爭”中，張誠力主維護中國尊孔祭祖的傳統，堅守“利瑪竇規矩”。同時他竭盡心力進行調停，卻未獲成功。一方面，他極力向康熙皇帝引薦羅馬教廷特使鐸羅主教，並為之辯護，卻引起康熙皇帝的不滿；另一方面，羅馬教皇也認為張誠對中國皇帝過於溫和，過於阿諛逢迎。結果他一切艱辛努力皆付諸東流。

1707年3月25日（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二日），張誠因病在京辭世，享年僅53歲。康熙對張誠的葬禮沒有任何正式的表示。張誠的遺體被葬於北京阜成門外；1735年（雍正十三年）遷葬於正福寺。張誠畢其生為中國的政治、外交、地理、天文、氣象、數學等領域的進步，做出了傑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