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生

張永生騎自行車經過多日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被稱為“雞鳴狗叫聽三省”的大別山深處，福音未得之地的安徽省，金寨縣最偏遠的西河鄉。好長一段時間以來，一個清楚的呼召一直在他的心中召喚，要他到大山的深處，向那些祖祖輩輩未曾離開過大山的山民傳講福音。這呼喚就像當年馬其頓對保羅的呼聲一般，清晰而誠懇。數天來，年過五旬的張永生騎著他那輛破舊的自行車，夾著那打著一個個補丁的手提包，裏面裝著他那套藍色粗布外衣，和那本已經讀過了十數遍的早已陳舊破損的繁體字《新舊約全書》。從家裏出發，經過槐樹灣、響山寺、古碑、七嶺、丁埠、斑竹園、沙河等地，隨走隨傳，經過了近二周的時間，餐風露宿，走過鄉村街道、淌過溪水小河、阡陌小徑和農村機耕路、再走過一段段漫無人煙的荒山野嶺，在那個黎明後，張永生終於達到了他本次的最重要的一個福音小站：西河。這個小村平時鮮有外人來過，就連當年那些置生命於度外的外國傳教士們，雖然走過了大別山外的每一個城鎮和村莊，卻從未涉足過大別山的心臟。

這時一群山婦剛剛在自己的家裏吃過早餐，提著洗衣籃，成群結隊地到村頭的小溪邊洗衣服。但今天早晨卻突然多了一個器宇軒昂的男人，樸素而高貴，誠懇而敏銳，宛如天外來客，一下子吸引了所有山婦好奇的目光。面對一群素昧平生的樸實村婦，張永生一時不知道如何開口，把她們從未聽過的耶穌告訴她們。但忽然間，幾乎是未加思索地，就脫口而出了：“天上的神下來了，你們知道嗎？” 說出這句話時，張自己都感到吃驚，但很快，面對這些比自己更吃驚而好奇的大山的女兒們，張永生開始了他的布道。他告訴她們耶穌道成肉身的福音，告訴她們上帝創造天地的啟示，告訴她們“如今耶穌第二次就要來了，你們要悔改”的信息……。一場成功的村頭布道就這樣開始了。而後，激動而好奇的西河人將張永生接入村子，張便開始那次長達一個月的大別山的逐村逐家的布道。從安徽的西河再翻過綿延幾十公里幾無一戶人家的大山，到達河南。在河南的商城，湖北的麻城、羅田等地相繼建立了十數間聚會點。

就是這樣，從1982年的春季開始，十多年的時間，張永生已經踏遍了大別山，包括安徽的金寨縣、霍山縣的幾乎每一個村落；走過了安徽的岳西、葉集、六安縣、霍邱、湖北的麻城、羅田，河南的商城等部分地區，在那些福音從未傳到過的地方，開荒布道，隨走隨傳，領人歸主，而後建立教會，十多年間，建立了不下於400間教會。速度最快的時候，曾經一周時間在從安徽金寨縣的古碑到七嶺之間，從零開始，開荒布道，建立了七間聚會點。

張永生是一位平凡而富於傳奇的農民傳道人。平凡到身無半職，一貧如洗，一身永不改變的粗布中山裝，伴著那輛嘎嘎作響的破舊自行車；傳奇到婦孺皆知，成為田間村頭，街頭巷尾的談資，讓人心生敬仰，也讓人論斷毀謗。

一、身世背景

張永生於1941年1月11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縣的槐灣鄉。原名張永陞，但“陞”這個字不好寫，解放後的官員多半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嫌“陞”字麻煩，硬是把張永陞寫成了張永生[1]。

張永生的父親張德澤是白手起家的地主鄉紳，解放前在金寨購置了不少土地，家境比較富裕。因此，幼年的張永生有著幸福而愜意的童年。張德澤自己讀書雖不多，卻對自己36歲時生下的獨生子張永生的教育尤為重視。張永生自幼聰穎好學，記憶力驚人，在私塾裏四歲時就能把四書五經倒背如流。

張永生出生時，正值日本人進犯大別山，和土匪肆虐鄉鄰之時。出於保家衛國之心，張德澤自己出資自發地組織起地方武裝，抗擊日軍侵略和土匪搶劫。因此，深得當地鄉民的敬愛，但也因此得罪了土匪。所謂“土匪”就是當時從外地竄入山裏的無業遊民，這些人沒有家室土地，到處搶劫，奸淫婦女，無惡不作。大約在1943年，當張德澤帶領一般鄉民“跑反”[2]，並抵抗日本侵略軍的時候，他冒著生命危險從日本兵手中搶救出幾位中國婦女，其中有位老人顯然是個身份不凡的“貴婦人”。張德澤把這批人藏在自己家裏，後來才得知她就是國民黨第七軍輜重兵兵團團長張澤堯的母親。而此時國民黨舊部在大別山的部隊多被日本兵擊潰，張澤堯本人也與大部隊失去了聯系，後一併被張德澤救回，使其母子團聚[3]。這期間，危難中的張澤堯任命張德澤為團長，還給了他一匹彪悍的白色駿馬，讓他組織鄉民抵抗日軍侵略，保家衛國。為此張德澤也幾乎花盡了家中所有的銀兩。張澤堯在張德澤家避難有一年多時間，他十分喜歡聰明活潑的小永生，常常給他講外面世界的故事。這段日子雖經內憂外患，外有日軍侵略，內有土匪騷擾，不過對小永生來說，家有父母陪伴，且有博學的”大伯”天天講故事，使他無形中受到很好的熏陶。

1945年日軍投降，張澤堯離開大別山。隨即國共爆發全面內戰。張德澤一家和所有愛國同胞一樣，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至1949年解放，為保家衛國幾乎耗盡家財的張德澤一家突然成了階級敵人，而當年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落戶當地，搖身一變，竟成了一窮二白、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他們對地主、鄉紳，和“國民黨軍官”的張德澤恨之入骨，極盡折磨之能事。張德澤經歷九死一生，癱瘓三年，後又被捕入獄離開山村，總算是救下一命。張永生的母親當時還年輕漂亮，為了躲避那些無產階級的迫害，常常自顧躲命，流落他處，而幼小的張永生也在他剛剛懵懂之年，即經歷了憂患、恐懼與孤獨。

解放後，身為地主、國民黨軍官的兒子的張永生只讀完了小學六年，便不得不輟學在家務農。但他能吃苦耐勞，性格堅毅，自學能力極強。除熟讀四書五經外，也讀過不少中國歷史，還練就了一手好字，成為家鄉的秀才。他還學會了木工、木雕、造漁船、民房建築、冶鐵、以及粉絲制作加工等多種生活技能，在家鄉深受尊重。

二、悔改見證

解放後，張德澤一家人被趕出家門，當年的那些土匪則以無產階級革命家姿態，大搖大擺地住進張家的房子。剛剛的過去，張德澤還在拼命地保護人民，抗擊日本侵略，但一夜之間，自己竟成了人民的敵人。接著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搞得人惶惶不可終日。張德澤被送入監獄後，母親葉氏到處逃亡。後來，已經癱瘓的張德澤又被送回村來繼續接受批鬥。十來歲的張永生間或也“子代父過”，接受人民群眾的批鬥。從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時間，人生最該輝煌的歲月就在這暗無天日的批鬥中惶惶度過。

在看不到邊的苦難中，青天成了張永生唯一的渴望。他從不相信代代傳說的迷信，更不能接受那粗劣的偶像可以改變人類的命運，但卻相信冥冥中上帝的存在。他時常仰望天空祈求上帝的救護。後來張永生告訴孩子們說，當年在一次次的危難中，每每向那位自己還不認識的上帝祈禱，總得救護。1960年全國大饑荒時期，餓殍遍野。這時的張永生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絕望中只得尋求那位一直在幫助自己，卻尚未認識的上帝。在大饑荒歲月裏，村裏人常常到去山裏去采摘“花食菜”來充饑，這種東西成為人們果腹的重要食物之一。因為張永生出身不好，連采摘花食菜的權利和機會都沒有。但他每每奇跡般地被引導，找到當地人不認識而不敢食用，也因而不會跟他爭搶的蘑菇，來養活家人。多年饑荒，餓死人無數，但張家居然沒有死去一個人。他深信就是那位他所求告的上帝幫助了自己。那時張永生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和世上的人一樣在絕望、痛苦中忙碌著。突然一座大山平地而起，壓向所有的人民。張永生緊張萬分，情急之下，只得跪下舉手向上天呼救，並許諾說：若救我們不死，我就在50歲放下世上的一切去侍奉您。隨即大山挪去，有個聲音告訴他：50歲太晚！於是張永生決定45歲以前離開家，去侍奉那位他還不知是誰的上帝。這個夢成了張永生一生的承諾，也成了他接受耶穌基督而傳福音的最初原因。

1981年，改革開放之風剛剛吹進山裏，張永生就成了第一個走出山門從事貿易的農民，始嘗到下海的甜頭。但好景不長，就在當年春天一次運輸貨物的途中，張永生摔碎了膝蓋骨。在治療的過程中，他想起那個要在45歲侍奉上帝的承諾；並以為自己摔斷腿，就是因為顧念妻兒，貪愛世界沒有立刻去兌現那個承諾。於是在病床上他再次向“天”祈禱，承諾就在當年離家侍奉上帝。由於他尚不知道真正的上帝是誰，就想當然地以為，要學習和尚的樣子，離家出走，找個深山老林，修仙行善，吃齋念佛。因此從那時起，他便決心不再吃任何肉類食物。正當此時，張永生又做了一個影響其人生決定的夢。他在夢中見到自己和世界上的人一樣站在一塊大平原上辛勤地勞作。偶然擡起頭，他忽然看見一本翻開的書，緩緩地飄落下來。張永生心中一驚，心想：“從天上下來的書，那就是天書。我要緊緊地看這本書會落在誰的手裏，我要終生跟他學習，那就是我要侍奉的上天。” 突然間，他發現那本書一下子落在了自己的手裏。這時他已經不是站在平原了，而似乎是在一棟高樓上，趕緊想看書的內容，卻忽然醒了。

病痛持續了幾個月，張永生接受手術治療後，奇跡般地痊愈了。那年冬季，他被人請到安徽金寨的麻河去制作小漁船。就在那裏，他認識了一位遠從河南開封來麻河探望女兒的老奶奶[4]。老奶奶是個基督徒，每天晚上都跟周圍的農民傳講福音，居然帶領了一些人信主。張永生一看到老奶奶手中的《新舊約全書》，就想起夢中見到的那本“天書”，從而認定這就是上天指示給自己的信仰歸途。

張永生因此信主成為基督徒，此後他如饑似渴地潛心研讀聖經，每天早晨四點多就到山頂去祈禱靈修。特別是受感於基督耶穌的救贖，就像流浪多年的浪子，突然回到了父親的懷抱一樣，張永生自覺找到了人生的意義。他知道該怎樣侍奉上帝了，他要去傳講那救人的福音，為主搶救靈魂。此後，張永生除了基本的務農養家糊口外，放棄了所有的生意，不分冬夏寒暑，白晝黑夜，在大別山的每個角落傳講福音，建立教會。

三、侍奉之路

信主以後，張永生的工作基本只有一個模式：春種時趕緊種下莊稼；收割後作為一家人的吃用。除此之外所有時間就在山區的每個角落，逐村挨家開荒布道，建立教會。初為傳道人的前十幾年，張永生幾乎每天早晨四點準時起床靈修祈禱、讀經學習。他對學習聖經如饑似渴，熟讀可能不下於30遍，對聖經經文融會貫通，了然於心。這對他後來的傳道侍奉，引證聖經駁斥異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晚上他除了佈道就是收聽福音電臺，有時和信徒一起收聽。張永生學習福音電臺課程十分用心，認真做好筆記；為數不多的基本靈修和神學書籍他也都爛熟於心。

張永生更是“為道迫切”，熱心傳福音。那個時候，整個金寨大約只有三四本新約聖經。張永生就自己抄寫，詩歌有時幹脆就自己創作，更多的時候是改用民間小調，再填寫教會詩詞。禮拜程序是先禱告唱詩，然後在黑板上抄寫詩歌，又幫信徒記在本子上（每個信徒都會有個小本子，專門抄寫詩歌，間或還有個本子是聽道做筆記用的）。教一首詩歌往往會用去一個小時的時間，教會信徒傳唱，不僅學會了詩歌，也幫助農民們學會了識字。接下來是一個小時的證道時間，再後來便是為有需要的信徒祈禱、交通。後來聽說安徽霍邱河口鎮的劉品金[5]長老那裏有聖經銷售，張永生便立刻帶領幾位弟兄到河口學習聖經，將自己家中的傳家古董和幾塊銀元帶去，交納一行人的吃住費用並傾盡所有，買回了大別山的第一批聖經。那大約是大別山教會第一次與外地教會的“聖徒相通”。後來張永生曾多次參加劉品金長老舉辦的培訓班。

除了傳福音建立教會外，張永生也逐漸建立了同工培訓機制。教會按照片區設立了每月一次的同工培靈會。領人歸主似乎是張永生最具天賦的恩賜，幾乎每天總能帶領一些人信主。培靈、講道、在教會巡回探訪牧會也成為其侍奉的必須。他的整個侍奉很像《使徒行傳》中保羅的風格：有步驟地開荒布道、建立教會、培訓門徒、按立長老執事、巡回探訪，再繼續拓展新的教會。因此，大約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金寨教會開始接觸到當時的中國家庭教會霍邱團隊，被他們的領袖尊稱為“大別山的保羅”[6]。

在筆者讀神學後，曾經用超過幾百個工作日的時間陪同張永生一起傳道，觀察他是如何侍奉的。總體而言，張永生的侍奉主要有五方面內容：

第一、開荒布道。對個人和群體的傳福音講道，領人歸主。

第二、建立教會。接受福音者超過十個人，他就會在當地設立一個教會，在某個信徒家裏開始聚會。因為傳道人嚴重不足，因此，很多教會並不是在星期天聚會，而是從周一到星期天的每一天都按傳道人的牧養時間安排聚會，直到培養了足夠的傳道人。

第三、祈禱醫病。張永生在每個地方侍奉，不管是開荒布道，還是在培訓班中；不管是在信徒家裏還是教會裏，或是在探訪教會證道後，他都會因應信徒的要求為信徒祈禱，有時會按手祈禱。主借著他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神跡。不少筆者都親身經歷過[7]，那些在《使徒行傳》中記載過的神跡，在張永生的侍奉中幾乎全部發生過[8]。

第四、培訓教導。在張永生的侍奉中，每年都會利用農閑時間，集中片區教會帶領人在某個集中的地方進行一到三周的培靈、培訓，教導他們如何查考聖經和帶領教會。九十年代前基本就是張永生和其培訓的同工自己任教；九十年代後，開始引入外地教師。很多時候，張永生也會帶領幾位親近的年輕信徒一同傳道侍奉，試圖培訓新一代的教會領袖。

第五、巡回探訪。每隔一段時間，張永生會回到原來建立的教會，逐個，有時是逐家探訪他們。

上述五個部分，基本構成了張永生侍奉的主要內容。那麽，在一個從未聽聞過福音的地方，如何打開開荒布道大門呢？在大別山，上帝借張永生走出了一條平凡而又特別的路：

第一、田頭布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吸引人聽道。張永生一家人是金寨和整個大別山地區第一批初熟的果子，他也是唯一一位開荒佈道者。要在福音未得之地打開福音的大門絕非易事，特別是基督教的價值觀與山區民俗往往格格不入。而且自1981年冬季福音傳入大別山的金寨——這個中國第二大將軍縣，兩次被授予了將軍頭銜的洪學智的家鄉——一開始就逼迫不斷：政治的迫害、家族勢力的攻擊，有時還會有流氓地痞的騷擾。在這種情況下，做基督徒需要勇氣，傳福音更需要魄力。在大別山由於交通閉塞，人群分散，張永生的佈道基本沒有數百人的佈道會，基本是田間地頭的個人和親友鄰居佈道。當在一個地區建立了第一間教會後，基本就會由信徒帶領介紹在當地佈道。但當進入一個新的地區時，就需要單刀直入，從頭開始。如何選擇去到一個新的福音未得之地，在張永生的心中有一本大別山的藍圖，他希望有生之年將福音傳到大別山區的每一個鄉村。因此，很多時候都是選擇性地去一個沒有福音傳過的地方。而且很多時候，張永生更是順從夢中的帶領。在筆者接觸張永生的過程中，有好幾次，他都是告訴大家，他在夢中，上帝指示他一個地圖，讓他下一站去什麽地方。而奇妙地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與他在夢境中所見的一致。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筆者有過一次難忘的經歷，那就是陪同張永生去了他從未到過的湖北羅田、麻城一帶。那些地方不僅我們素不相識，就連語言都有極大障礙。在當地開荒佈道近一個月的時間，張永生的行程最初基本是靠“夢”的指引，當在當地建立了福音根據地後，便由當地人帶領進入每一個“下一站”。

每到陌生地區開荒佈道時，張永生的開場白總有點讓人感到突然而又隨機。就在那次去大別山深處西河鄉的途中，張永生沿途建立了幾間教會。那一趟的行程只有他一個人，從丁埠出發後，大約近一周的時間他才到達西河鄉。有一段孤獨的路，他推著自行車整整走了三天，途中幾乎見不到什麽人，餓了就吃樹葉和野果，渴了就找到路邊哪裏有溪水就喝個夠；實在困了，就在路旁將就一宿，真是孤獨饑餓又疲累。有一次他看到路旁有塊紅薯地，紅薯把土地漲開一條條裂縫，旁邊有個樹枝。當時驕陽似火，饑渴交加的張永生知道只要用樹枝一撥，就可以挖出一個紅薯，擦一擦就可以吃了，既解渴又解餓。但他稍微猶豫一下，便告誡自己：“我是個傳福音的，若被人見到，人們對我傳講的基督就會大打折扣。” 但心中又有個意念說，“門徒在饑餓時，掐人家的麥穗，耶穌不是也沒有責怪他們嗎？” 但他又告訴自己“門徒那個時候還是學生，我已經是一個傳福音的人，我要比他們的標準更高地要求自己！” 當他推著自行車堅定地離開時，有種得勝的喜樂在心中洋溢。就在這時，不知從哪裏傳出一個聲音，仿佛是從收音機裏傳出來的一句話，清晰而宛如來自天際：“你真勇敢，到現在還在跟從我！” 這句話仿佛是上天對他的安慰，張永生頓感力量倍增。再走不多遠，滿心喜樂的張永生看到路旁有個年輕人在一間小賣店門口埋頭看書。不知出於感動還是情緒的激發，張永生推著自行車徑直走過去，勇敢而自信地對著尚未覺察到來客的年輕人說道：“年輕人，你喜歡讀書嗎？我這裏有本天書，你想不想看一看呢？” 年輕人被這突然的問候嚇了一跳，睜大了眼睛，看著這位不速而又器宇軒昂的長者，仿佛在觀察天外來使一般，充滿了驚奇和敬意。隨即，張永生給年輕人翻開約翰福音第一章，給他講道成肉身，上帝來到人間拯救人類的故事。年輕人對上帝的福音充滿了興趣。晌午時分，年輕人的妹妹來叫哥哥回家吃飯。年輕人激動地告訴妹妹：“妹妹！快來看看，這個人好像是從天上下來的神仙。快接他到家裏，做飯給他吃。” 三天來，張永生吃了第一頓飯。也隨即在那裏——去西河的必經之地沙河，在年輕人的家裏，建立了第一間教會。年輕人後來成了當地的教會領袖。

第二、神跡開路，由信徒介紹到他們的親戚朋友中傳福音

每當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建立起第一間教會後，接下來要做到事基本就是由當地信徒帶領介紹到另一個村莊或親友家傳福音，在此過程中，總是有許多神跡奇事相伴隨。張永生無論在哪裏講道或者個人談道後，總會應信徒的要求，為他們祈禱。當然每次他也總會要求被祈禱者認真認罪悔改；而後，他還要逐一為病人祈禱。很多神跡奇事就在這個時候發生[9]。在農村往往因為一個人的病痛，可能就會讓一家人失去了經濟支柱，並且要承擔難以支付的龐大醫藥費用。而且，整個山區也很難找到一間像樣的醫院，不少家庭因為疾病家破人亡。因此，傳福音、醫病祈禱被信徒和當地農民視為“救災救難的大好事”。每次當張永生在一個地方佈道、醫病後，總會有信徒要求他去另一個地方，去拯救他的熟人、親戚或朋友。然後，張永生就會請他先去召集好聽道的人，待他稍後趕到時，那裏已經有一群準備好聽道的人，就像當年彼得去哥尼流家講道時的情景一樣。如果有50個人來聽道，那麽，往往就會有十個甚至一半的家庭會接受福音；如果順利，就可以建立一個新的教會了。同樣的祈禱醫治，又會或多或少地發生在新建立的教會中，於是，總會有人邀請他去下一個地方佈道，接下來一個新的教會就會被建立。這種事有時會接二連三地發生。有時會經歷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但最快的是在一周時間內，就有七八間教會被建立起來[10]。這種發展模式是上個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大別山教會增長最主要的模式之一，也是大別山教會發展的黃金時期。但更持久的影響還是以教會發展教會的植堂模式。

第三、教會發展教會的植堂模式

在張永生的侍奉生涯裏，最持久的開荒布道方式還是教會發展教會的模式。當一個地區的第一間教會建好以後，這個教會就可以自己對外發展。張永生強調傳福音是信徒的最大使命，是最蒙上帝喜悅的事，是可以在天國中得到獎賞的事。因此，在他建立的教會中，信徒都特別注重傳福音的工作。當一個地區的信徒增多了，他便會按計劃去探訪，去堅固信徒的信心，施行聖禮，在合適的地方設立新的教會。然後，新的教會便可以持續傳講福音，再建立新的教會。對一些偏遠的教會，張永生還常常與他們保持書信的聯系。據粗略估計，自1981年張侍奉開始後的30年間，其各類書信有近千封之多。

在大別山教會，一般每周都會領受聖餐，因為張永生認為按使徒行傳記載，初期教會就是如此。最初幾年，大別山教會聖禮之施行基本由張永生一個人負責。隨著教會逐漸增多，就需要更多的人可以施行聖禮。因應需要，他按立了一批教會的證道人有施行聖餐的權柄。每個片區，他都按立一到兩位同工既可以施行聖餐，也可以為人施洗[11]。但無論被賦予什麽職權，都沒有牧師或者長老的稱謂。這也可算為大別山教會的一大特色吧！而這些大別山式的特色基本是基於張永生個人的屬靈觀和當地的特殊情況決定的。

四、張永生的屬靈觀念

大別山教會可以說沒有任何屬靈傳承或宗派背景，很多教會的習慣均來自張永生這位唯一的開荒佈道者個人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神學觀。

1、張永生的神學觀

如上所述，張永生是由那位目不識丁的開封老人帶領信主的，但她只是帶領張永生接觸到聖經而已，並沒有實際牧養他的靈性。實際上，兩個人見面的機會也就只有那麽兩三次，不可能有太多的交流。但這位老人清教徒的行為模式，卻對張永生後來的神學觀有著重要的影響。

其次，張永生的神學觀點來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良友福音電臺。自1981年信主後，他從未間斷收聽該福音電臺。可以說福音電臺是他信仰的啟蒙老師，也是奠定其神學觀點的根本來源。張永生收聽福音電臺非常認真，常做筆記，並且會分享給他的子女和周圍的同工聽；間或還能通過書信與電臺交流，閱讀學習他們寄來的資料。可以說，經過多年的學習操練，張永生的神學知識毫不亞於國內神學本科學士的一般水平。因此，他後來甚至被邀請擔任某些地區大型培訓班的特別講師。

當然，對於福音電臺的神學思想，張永生並非全盤接受，還是有自己的判斷的。比如，張永生所喜歡的福音電臺的主持人丁大光和當時比較著名的另一位主持人葉光明的《啟示錄》觀點有著很大的不同。張在收聽了兩者的講解後，在與同工的分享中，他詳細對比了兩者截然不同的觀點，並根據自己的理解，破析了彼此的優缺點，從而找出“更具有經文文本支持”的他自己的觀點。

張永生的另一種神學觀點來自於其對經文的直接理解和個人的領受。張具有較強的歷史和文學功底，亦曾熟讀聖經數十遍，因此他對聖經有融會貫通的較為完整而宏觀的總體概念。其解經強調以經解經和服從聖經整體思想的原則，往往通過上下文分析經文具體的意思，有時亦會參照不同版本的聖經來研讀。因此，他比較能發現忠實於聖經原本的意思。在解經上，他還強調把經文的教導應用於當代的處境，並在歷史進程中解釋聖經的諸多預言。比如，他對啟示錄的解釋基本秉持了歷史釋經的觀點，即把啟示錄中的異象放在歷史事件中解釋。但他不太喜歡寓意解經，或者所謂任意聯想的靈意解經。他強調經文在當代的應用，強調悔改和認罪，強調把當今的處境與經文的背景做一對比，從而找出實踐之路。

另一方面，張永生相信當今這個時代上帝依舊可能借著夢與異象來啟示他的兒女。他認為既然聖靈用以寫聖經的保羅還需要異象的啟迪，那麽上帝為何不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對今天的信徒給予提醒呢？他很多次的開荒布道都遵循了其夢境中“異象”的帶領。比如，當他開辟七嶺一帶最初的七個教會時，就是按照夢中上帝指示的地圖去開荒佈道的。而去大別山深處宣道，他也深信那是上帝有異象帶領的結果。很多時候，他甚至會在艱難的決定中祈求上帝在異夢中給予指示。他強調聖靈的工作，但對靈恩派卻有相當的保留。他不否認方言，但對那些奇怪的聲音基本持否定態度。大約在90年代初期，他甚至認定一位“經靈恩派按手而被聖靈充滿，但其聲音酷似狼嚎”的說方言的姐妹是被邪靈附體，力排眾議，並按手趕鬼，而後，那位姐妹真的失去了說方言的“恩賜”。他也曾為那些“要等候耶穌降臨而自認為被聖靈啟示要禁食40天，且已經禁食了10多天不餓的信徒趕鬼禱告，而後他們突然饑餓而放棄禁食40天的計劃。” 對屬靈界的事張永生似乎有很好的分辨能力。

當然，張永生的神學觀點依舊少不了個人經驗。張永生說，聖經並非否認信徒的理性，只不過這種理性是被聖經更新了的理性，理性服從聖經。當一個人對聖經的認識越多，對屬靈的事經歷越多，他理性的判斷就越能接受上帝的工作。從而讓人的理性在信仰經歷中得到提升。這種理性反過來又會幫助信徒去做出分辨，並幫助理性的提升[12]。他認為“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13]。故此，若一個人以聖靈充滿的名義卻不能自控的話，那就不是真正的聖靈充滿。

最後，張永生的神學觀少不了中國教會一貫的受苦神學的因素。張永生一生受過諸多苦難，這既有其性格的原因（不容易改變和變通），更有其時代和人性敗壞的結果。其時代的教會一直處在政府迫害、家族勢力和地方勢力的攻擊及間或的流氓騷擾中。他解釋這一切是為主受苦，“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14]。為主受苦越多，將來在天國中的賞賜也就越大。張的侍奉中不乏苦難神學之為主受苦的色彩。“為主受苦”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他所見證的愛主與敬虔的一種標志。可以說，張所選擇的侍奉道路，和其所在的金寨的政治和地理背景[15]都決定了他侍奉而不得不為主受苦。張永生的神學觀點決定了其侍奉（主要是傳福音）的方向與方法。

2、張永生所傳福音的主要內容

張永生傳福音非常簡單，其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這樣幾點：第一、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第二、主耶穌第二次要來了，他要審判這個世界，要趕快悔改信耶穌；第三、信耶穌上天堂，不信耶穌下地獄；第四、上帝創造了天地，如同人之父母，信主而理所當然，正如子女孝敬父母。耶穌基督為拯救人類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擔當了人的罪，成就了上帝的恩典[16]。

張永生傳福音情詞迫切，單刀直入，有時不乏勉強的成分。他強調耶穌的再來與審判，甚至有時直接讀《啟示錄》給人看上帝審判的可怕；告訴人逃避審判的唯一方法就是耶穌基督。信則有永生，不信則下地獄。為了勸人悔改信主，張常常會苦口婆心，情詞迫切到流淚相勸。筆者記得有一次，在一次晚上的禮拜前，他傳福音給一位年輕姊妹的丈夫。這位男士直言，自己絕不會信主，請張不要繼續勸他了。張永生在隨後禮拜前的祈禱中，跪在地上特別提名為這位男士懇切禱告，並突然哽咽而流淚求告說：“主啊！你看這位弟兄多好！主啊，我不願意他因為不信耶穌而下地獄，主啊，若是可行，我情願與你隔絕，代他下地獄，也要求你拯救他……。” 在場的很多弟兄姐妹深受感動，而那位男士其實就在門外，偷偷觀察這些信徒在幹什麽。隔著門縫，他看到也聽到了張的祈禱，因此大受感動。祈禱後他流著眼淚推門進來，決志信主。事後，這位弟兄告訴別人：“張大伯[17]講的肯定都是真的，要不然他怎麽會為了我那麽傷心啊！” 張永生的成功不在於其口才和方法，而是那種“為父心腸”的大愛。

張永生很少直接指斥人的墮落和罪惡，更多地是幫助人接受上帝救贖的恩典。和中國有些奮興佈道家不同，他強調信心改變行為，而非直接對罪本身的控訴。他認為人對上帝的信靠順服與敬愛敬畏，比活在對罪的恐懼中更容易讓人勝過罪；他認為建立人的信心，比指責人的罪更為有效。

張永生的十字架觀其實是一種恩典觀，上帝借著耶穌基督的十架犧牲，給了人回歸上帝的道路。怎麽救贖是上帝的事，對人而言，都是恩典，信徒要有感恩和為主背十字架的心志來接受救恩。因此，接受福音乃是接受恩典，接受耶穌，以回報神的恩典。這些觀點使張永生所傳之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

3、張永生的物質觀

對於開荒佈道而沒有教會或差會支持者而言，侍奉其實就是意味著壓抑肉體的需要而為主受苦。張永生自1981年冬季信主後，第二年便逐漸開始了開荒佈道的侍奉之路。此後，他完全放棄了生意，只在農耕季節種些莊稼以糊口；種植一點經濟作物作為生活費和傳道路費。實際上，在開荒佈道的過程中，他所有的花費只有路費和樸素到無法再精簡的衣著。因為他所從事的是開荒佈道，故在教會尚未建立穩固時，幾無信徒供給，初期（1981）為購買聖經和支付傳道及幾位弟兄姐妹到霍邱河口教會學習的旅費，他變賣了祖先留下的家當。直到九十年代後，其子女們才給予他相當的支持，間或也有信徒給予一點饋贈。

張永生沒有北方傳道人曾經一度流行的“越窮越屬靈”的觀點。實際上，他的衣著總是樸素但很得體。只是他的提包補了又補，縫了又縫，直到完全不能使用了才會換一個。自行車，都是他自己修修弄弄，直用到完全不能再用時，才會再購買一輛二手貨。他的消費並非因為他認為需要在物質上為主受苦，而是一個沒有支持的開荒佈道者實際的處境決定的。他鼓勵信徒要“蒙召時是什麽身份，還要守住什麽身份”，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在職場上榮耀上帝的名。他甚至在八十年代就認為，職場是傳福音給人的一個重要窗口。他教導信徒不要貪財，但鼓勵信徒利用現有資源，把家管好。總體而言，其物質觀和職業觀，受加爾文思想的影響較深。

4、張永生的政治觀

張永生堅信聖經所說的：“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贊；因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羅馬書13:1-7）。因此，張永生在政治觀上採取的是與政府保持接觸的策略。

張永生認為上帝是光明磊落的，因此，他傳福音無論受到怎樣的迫害，都不肯把聚會轉入地下。張永生自信主傳道後，為教會所遭遇的迫害，多次踏上漫漫上訴、上訪路。1982年初，當時金寨縣的第一批信徒因為誤接待呼喊派的何某人而被拘留。張永生當即為之奔走於政府各個部門分訴，終於將那批信徒帶了回去。這些逼迫也堅定了張永生立志傳福音，建立合主心意的、有秩序的教會的決心。他曾跟當地一位彼此熟悉的鄉政府[18]書記交談了自己的決心，受到書記的鼓勵。原來這位書記出生在安徽壽縣，自幼受的是基督教教育，對教會頗有感情。

張永生認為傳福音的第一個對象應該就是當地政府，因此，他踏入開荒佈道的第一場佈道是在金寨縣政府的公安局。他直接告訴公安系統，自己從此立志在大別山傳福音，政府當然表示反對，說沒有上帝。接待領導問張永生：“我們說沒有上帝，你說有，你能不能把你的上帝請出來給我們看看？” 張永生當即答應說可以，說：“你們這條狼狗吃什麽？” 對方回答是豬肉。張說“你的狼狗喜歡吃豬肉嗎？” 對方說“當然喜歡了！” 這時張肯定地告訴對方：“那你就去稱兩斤豬肉來，我可以奉耶穌的名命令你們的狼狗張不開嘴吃肉。” 眾皆嘩然，但沒有一個人敢去試驗。

與很多北方的傳道人不同，他們常常以貧窮和敢於排斥政府為屬靈，但張永生從不排斥與政府接觸[19]，因此，八九十年代金寨地方政府官員作為個人一般對張永生都有很好地印象，尊稱“老張我們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人！” 金寨縣屬於革命老區，有不少將軍都出自這個縣。因此政府的意思是堅決不向基督教開放，不承認基督教在該地的合法存在，所以逼迫隨時會發生。每當地方政府要迫害教會時，那些熟悉張永生的官員就對他說：“老張，我們也是沒有辦法，這都是縣委的意思”[20]。張則回應說：“我理解你們，你們也是執行上面的命令，但是‘理’我還是要講的。我要向上級反映，也請你們理解。” 這些官員一般對張個人都非常尊重和感激。有好多次，他們都會盡力拖住上級指示，給張一段時間上訴反映情況。有好幾位金寨的官員都是在執行逼迫教會的過程中，跟張建立了個人感情而對基督教有了好感。也因此故，一遇到迫害教會之事，張永生就會上訪。據不完全統計，僅僅80-90年代，張永生的上訪和反映情況的信件就不下於1000封。在上訪過程中，張永生多次受到當時基督教全國兩會主席丁光訓主教的接待和接見，並建立了不錯的感情，受到丁主教由衷的尊重。張個人認為若能全面開放基督教，給教會合法存在的空間，他願意建立三自愛國組織。但因為縣委的拒絕，也因為政府只能給教會十個指標，即只能承認十間教會為合法，這樣余下的數百間就變成了法理上的不合法，故張永生不能認同和接受這一方案。在張永生為金寨和霍山縣教會的迫害而長達十數年的上訪和上訴歷程中，丁光訓和沈以藩主教等也曾調侃但不乏敬意地稱張永生為“當代中國的保羅”[21]。

1993年，金寨縣涼亭教會的一位信徒在迫害中被殺，另有信徒被刺傷，教會受到的迫害達到高峰。據說這一事件的殉道者原本應該是張永生和他的女兒，但兇手臨時誤事，張才躲過一命。這一惡性事件受到全國基督教人士的廣泛關註，甚至有全國兩會人士怒斥辭職，要求政府停止對金寨教會赤裸裸的迫害。金寨教會開始被關注，沈以藩主教親率全國基督教兩會調查團曾到金寨拜訪張永生，此後逼迫逐漸減少。張永生的接觸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2]。

5、清教徒式的行為標準

張永生在基督教的行為觀上抱持了嚴格的清教徒標準。他基本禁止信徒看電影、電視、喝酒、吸煙、甚至是小說，禁止一切被認為上帝不喜歡的有墮落傾向的娛樂活動。對於信主而不肯戒煙的弟兄姐妹，他不會給他們洗禮。他亦主張信與不信的原不相配，鼓勵信徒不要和非信徒結婚[23]。因為教會弟兄人數少，他甚至鼓勵，有意願的弟兄姐妹可以守童身，也不要破壞上帝的命令。

6、張永生的聖職觀

張永生對“聖職觀”幾無表述，他不像某些教會領袖認為牧師不合聖經教訓而否認牧師職稱。他雖在霍邱河口三自教會接受過劉品金長老的按立，可以執行一切牧師的職權，但並沒有任何聖職稱謂，大家都叫他“張大伯”，完全是環境使然。因為三自體系的聖職需要兩會和宗教部門批準，而金寨教會既然沒有三自組織，也不被政府承認，張就無法在這一體系內公開被按立牧師聖職。至於家庭教會，張永生建立的教會不屬於中國家庭教會的任何體系，他們也無須按立張為牧師。因此張永生是沒有牧師頭銜的牧師。後來，張永生就沿用了這一習慣，在教會裏按立聖職職份，而無職位或職稱，只是賦予他們有施行聖餐或洗禮的權柄。筆者自己就曾在大別山教會被如此按立，同樣沒有任何職稱。這一特殊現象在中國其他教會並不多見。

張永生是大別山唯一的開荒佈道者，據政府統計的數字，自1981年開始至1995年，張永生在大別山建立的教會已經超過了400間。其速度之快，其侍奉之忠誠，國內鮮見。但在張永生的侍奉中也明顯地存在著諸多不足，這些不足甚至影響到了今日大別山教會的發展和張永生個人的生活。

五、不足與反思

1、只重傳道而疏忽了對家庭的責任

張永生的佈道熱情與激情，忠心與執著自無可厚非，但他在佈道上的投入與其對家庭的忽略基本是成正比的。自1983年起，張永生由於佈道工作越來越繁忙，對家庭經濟的貢獻基本沒有了，曾一度讓自己孩子的教育陷於困境。許多時候，由於宣道工場的需要，他甚至只能從自己家裏索取。在那個時常有逼迫的時代，凡教會舉行為期兩三周，人數都在50人以上的培訓，就基本吃住在他自己家裏。學員沒有承擔任何食宿費用，也沒有任何外來的經濟支持。這對張永生自己的家庭特別是做妻子的造成了極大的壓力[24]。在八十年代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甚至幾個尚且年幼的孩子都需要自力更生，到街上擺地攤，以維持生計。

2、只建立教會而缺少管理

從張永生開始侍奉起，他就試圖培訓教會同工，以便能接續自己侍奉的年輕一代。他曾經選擇了多位年輕人和自己一同侍奉，開荒佈道。但幾乎無一例外地因為侍奉的艱辛，生活來源的無著落；或因受不了他不要命宣教的性格等諸多原因，而先後離開了他。有的離開了教會侍奉崗位，外出下海；有的加入其他家庭教會團隊，作了一個受薪同工；有的則另立爐竈，開始對張敬而遠之[25]。種種原因，使張永生一直都未能建立起一直強有力的侍奉團隊，致使大別山教會的後繼發展乏力。

另一方面，張永生的侍奉基本傾向於開荒佈道建立教會，這一點類似使徒行傳中保羅的侍奉。他建立教會，但並非自己直接管理和牧養，而是按立當地教會領袖牧養。這個結果是，大別山的任何一間教會都曾是他親自佈道建立的，但他卻不屬於任何一間教會，也沒有一間教會屬於他直接管理和牧養。如果有的教會管理得有條有理，逐漸發展壯大後，他們便不再需要張的關顧，張在他們中間甚至成了多余的人，至終由於這種微妙的關系而產生不快。如果有的教會一直牧養和管理不好，他們就只能一直依賴張永生的幫助，則說明張的教會建立尚不成熟。實際上，張的侍奉策略決定了他永遠不能享受自己撒種的收成，而只能由其他人來收割其勞動的果實。實際上，大別山地區自1993年以後就基本完成了每個村莊的開荒佈道之佈局，因此上述情況就開始越來越凸顯了。自從那起“殺人事件”[26]發生後，政府對大別山教會有規模的迫害越來越少了，這時安徽一帶“吃教”的家庭教會團隊，需要加緊對外擴張殖民教會，增加自己的勢力範圍，以獲取海內外更多資金支持[27]。他們在迫害年代不太敢大規模進來大別山，但當迫害減少時，他們就開始大規模入侵大別山教會，整編本來無憂無慮，沒有有效管理體系的教會，而將其歸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時張永生就在很多他自己建立的教會中被架空，或被棄絕。那些自己親自建立的教會，親自按立的同工，自己對他們付出了所有的心血，在逼迫中挺身而出，如同母雞覆衛自己的小雞，相親相愛，但突然間，就被背叛了。這一點大概也就是晚年的保羅嘆息“凡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我”（提後1:15）的根本原因。

3、過於強調基督的再來，而缺少長期規劃

和初期的教會一樣，張永生一直相信，基督很快會再回來。因此，他對生活上的事，幾無長期規劃。也因此，曾經在信主前在當地算是數一數二富有的張永生一家，信主後，因為他將所有的資源都用在了傳福音建立教會上，而忽略了基本的經濟創收，他們的房子多年失修，成了當地最破舊的。這讓周圍的左鄰右舍頗為不解。上帝的名，也並不能因此得榮耀。

4、過於強調為主受苦，而疏忽身體以致耗盡

張永生視傳福音為搶救靈魂之舉，因此，他的侍奉是“為主不要性命的”。這一點不僅讓那些和他同工的年輕人受不了，他自己的身體也因此耗盡。

1999年的夏季，年近六旬的張永生上午在金寨雙河的幾間教會馬不停蹄地佈道、施洗，為信徒祈禱。一結束又冒著酷暑，推著他的自行車，帶著自己的包，趕到70公里以外的古碑鎮帶領晚上的聚會。途中經過一段水庫，這時水消退了剩下厚厚的河床淤泥，張就在酷暑之下，扛著那輛幾十公斤的自行車和行李，在深及十幾到幾十厘米的淤泥河床上行走了近20公里，總算於傍晚趕到教會聚會。但就在當晚，還在信徒家裏洗澡時，他突患腦溢血而中風。當夜被送到小鎮古碑鎮醫院搶救，在信徒迫切的祈禱聲中，他三天後醒來，一周後出院。但從此以後，身體大不如前。

5、過於嚴格的清教徒式的行為模式，在教會與社會間築起了一堵隔斷的墻。張永生的佈道幾乎不談福音與處境的適應性，他更強調的是分別為聖，是不同。對民間信仰和封建的、迷信色彩的民俗基本持否定的態度。他是用聖經的價值觀代替民間信仰，用嚴格的行為模式來表達基督徒的生活之不同。比如，不準吸煙、喝酒，基督徒在參與公共社會生活就顯得格格不入，因為大家都是煙酒相待。另外，掃墓、婚喪禮都與當地習俗差異極大。因此，張永生所傳的福音從一開始就與地方保守勢力和家族勢力有張力。嚴格的行為標準似乎在教會與社會之間也築起了一堵隔斷的墻，教會與社會之間時有張力，給人以作基督徒很難的感覺。因此在大別山做基督徒比其他地方都難，需要極大的勇氣；教會也常受到非信徒的嘲諷。以至於到今天，福音發展越發艱難，教會在當地的影響力也依舊微弱。

作為一代開荒佈道者，張永生的侍奉無疑是無與倫比的。在其三十年傳道生涯中，他經歷過諸多生死憂患。其佈道建立教會分佈之廣，數量之眾，在近三十多年的中國教會十分鮮見。他對基督的敬畏，對信徒的親愛，對侍奉的忠誠，無愧於“大別山的保羅”之稱謂。

六、晚年的張永生

自1999年腦中風康復以後，張永生並未減輕自己的侍奉，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生命是上帝給我的，以前經歷各種運動，後來又屢遭各種逼迫，多少次差點死了，都沒有死掉。這是上帝讓我活著。我要像使徒約翰一樣，侍奉到死。除非上帝接我走了，不然我都要侍奉祂。我盼望能像以利亞那樣，被上帝接去。” 雖然後來健康持續惡化，他始終堅持傳道、牧會、探訪、開荒和加大力度培養年輕傳道人。

處於世紀之交的大別山教會的處境已越來越不容易。首先是年輕人幾乎全部外出務工，教會失去了年輕一代，也失去了活力。自2005年以後，教會增長就極其緩慢了。其次，大量年輕人離開，培養的年輕一代傳道人也因為生計問題，多半離開了大別山，要麽為生計務工，要麽去了其他能領到薪水的城鎮教會侍奉。教會的社會環境也越來越糟糕，除了佛教被政府扶持而泛濫對教會的沖擊外，政府也處處沖擊聚會，對山區教會的發展有很大影響。此外，靈恩運動大肆沖擊了山區教會，使教會更為分裂。事實上，除了靈恩派教會在大別山有了較系統的管理，也得到海內外教會持續的支持，而在山區比較復興以外。伴隨著這些年農村人口和經濟的大蕭條，山區傳統教會多半停滯不前，也鮮有活力。晚年張永生的侍奉是孤獨的，沒有了以前的年輕人團隊，很多時候，只有年老同工一同維持著教會的發展，而新興開荒建立的教會，也多半是老年人教會。筆者見過晚年張永生的堅持與無奈，他常鼓勵筆者抓緊機遇，利用網絡宣教，通過文字布道，讓更多人能以聽聞福音。這可說是他晚年侍奉的一大突破。

過度的勞累使張永生在2004年以後再度中風。雖然和上次一樣，通過大家的祈禱再次奇跡般地康復了，但從此身體大不如前。至臨終前，大腦嚴重萎縮，神經壓迫，也導致唾液分泌過多，致使他常受健康問題的困擾，但他始終沒有停歇他的侍奉。

筆者最後一次和張永生通電話是2014年的端午節下午。那天，他正在金寨縣郵店鄉教會帶領每月一次的同工聚會。電話中他再次囑我要好好從事文字侍奉，網絡布道；要分別為聖，離開不義的環境等等。放下電話僅幾個小時後，又突然接到山區教會的電話。他們告訴我，就在同工會結束以後，張永生和另一位教會牧者一道外出時，被一位醉酒的司機超速駕車，撞倒在馬路邊，致兩位老傳道人當場身亡。這位在大別山為主的福音終生奔波勞碌的一代忠仆，最後竟以這種方式離開了世界，令人扼腕痛惜！筆者從廣東趕回金寨，在殯儀館見到了老人的遺體。他帶著安詳的笑容，滿意的自信，就像一個熟睡的孩子一樣。他太累了，他終於安歇了！

追思禮拜在張永生的家裏舉行。那一天，包括過去他培訓過，後來離開的同工，都回來了。數百上千人，都是他一生所結的果子，組成了浩浩蕩蕩送葬的隊伍，見證著一代無名傳道人平凡而偉大的一生；在樸實無華間，在卑微而執著的侍奉中，他被上帝所使用，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奇跡，成為一代中國基督徒的福音見證。

張永生最終被安葬大別山間一座山腳下，周圍是郁郁蔥蔥、綿延無垠的樹林。筆者在其墓前獨自呆到日落西山之時，心中想起聖經中的那段話：“‘這不是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嗎？’ 約書亞穿著污穢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說：‘你們要脫去他污穢的衣服’；又對約書亞說：‘我使你脫離罪孽，要給你穿上華美的衣服。’ 我說：‘要將潔凈的冠冕戴在他頭上’”（撒迦利亞書3:2-5）。

是的，張永生，這根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卻點燃了那祭壇的聖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