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友漁

一、早年背景

朱友漁的母族——潘家，原本是江蘇省松江府的人，從事經營錢莊的生意，家境非常富裕。朱友漁的外祖母和母親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從小最深刻的記憶就是外祖母念誦佛經、以及去普陀山膜拜進香的情景。後來因為“天平天國”戰爭，潘家喪失了所有的財富。而朱友漁的母親潘秀金卻在這一時期成為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在上海開辦的女子學校的第一批學生，也因此參加了教會，成了聖公宗教會的信徒。

朱友漁父族的家譜則可追溯到宋朝著名的學者朱熹。從其祖父一輩開始，朱家從安徽遷徙來到上海，因其祖父在官府衙門謀得一份差事，以至結交到一些上流人士，卻也在官場染上了吸食鴉片的毒癮[1]。但其父朱玉堂對此則非常反感，以至他不僅成為一個禁煙、禁酒者，更成為一個反抗一切不良嗜好的人。朱玉堂後來考進了美國聖公會傳教士所辦的男學校，也因此結識了女學校的潘秀金，最終二人按照基督教儀式舉行了婚禮[2]。不久，朱玉堂成為上海聖司提反堂的牧師。

1885年12月18日，朱友漁出生在司提反堂的牧師宅第裏。雖然幼小時經常生病，甚至幾乎死掉，卻因為父親朱玉堂的禱告而活了下來，也因此使得他從小就立志委身事奉基督[3]，並在受浸時取名“友漁”——即“漁夫之友”之意，以提醒自己像主耶穌的門徒彼得和安德烈（他們都是漁夫）一樣，得人如得魚。其英文名則採用了安德烈，最終以“Andrew Yu-yue Tsu”為世人所知。

朱友漁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少時成為上海聖約翰書院的首批學生。在校期間，他不僅學業優秀，也是一個傑出的運動員；同時他還兼任該書院院刊Echo和Dragon的編輯。1907年，朱友漁自聖約翰書院畢業，獲得文學士（A.B.）學位。畢業後，朱友漁接受按立成為會吏，被派往江蘇無錫的聖安德烈堂服務兩年。

二、留美歲月

1909年夏，朱友漁踏上繼續求學之路，遠涉重洋赴美國留學深造。他和聖約翰同學孫顯惠一起乘船啟行，經加拿大溫哥華，輾轉來到美國紐約。他先入紐約總神學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學習社會學，而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由於他學習刻苦，樂於助人，不僅取得優異成績，還贏得了老師和同學真摯的友誼。在上海會督郭斐蔚主教（Rt. Rev. Frederick R. Graves）的強力推薦下，由紐約區會督格利爾主教（Rt. Rev. D. H. Greer）主持，在紐約聖約翰座堂舉行了盛大的祝聖禮，晉升朱友漁為牧師。

留學期間（1909-1912年），朱友漁亦有幸結識了紐約第一中華長老教會的發起人——許芹牧師，並且成為許芹牧師的第三個女婿[4]。

1912年夏，對朱友漁來說，可謂“雙喜臨門”，他不僅獲得紐約總神學院的道學碩士（B. D.）學位，而且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Ph. D.）學位。其博士論文為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中國慈善事業的精神》）。完成學業後不久，朱友漁即乘船返國，回到其母校，成為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社會學教授[5]。

三、回國事奉

在朱友漁旅美深造期間，中國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在其離華赴美之時（1909年），中國還是一個帝制國家，而當他返國之時（1912年），中國已是中華民國了。由於當時政局混亂，交通不便，回國亦非易事。朱友漁幾經輾轉，經由歐洲和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乘火車穿過廣袤而又單調的西伯利亞，最後才得以從東北的哈爾濱進入中國[6]。

朱友漁懷著滿腔熱血，與一批新近來自美國的教師[7]，共同投身於教育事業上，聖約翰大學的名聲也因此如日中天，享有最佳大學之美名，為中國的大學教育帶來了復興。在二、三十年代，朱友漁除了在聖約翰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外，還兼任上海童子軍協會主席、聖約翰大學校友會上海分會主席、美國大學俱樂部（American University Club）中國書記、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編輯委員會委員、中華基督教文學社（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of China）出版委員會委員、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續行委辦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委員等職務。同時他也是世界中國學生聯合會（World’s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董事會成員[8]。

1924年2月2日，朱友漁與許芹之女許靈毓結為夫婦，之後不久，應聘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擔任該院之院牧。次年（1925年），國父孫中山在協和醫院病逝，應孫夫人的請求，由朱友漁牧師和劉廷芳博士主持，為孫中山先生舉行了國葬安息禮拜[9]。

四、抗戰期間

朱友漁親身經歷了中日戰爭的烽火時期（1937-1945年），曾獲蔣介石委員長欽定，長期協助他組織與實施“青年訓練團”的計劃[10]，並積極地參與戰爭前線的醫療工作，安排前線醫療隊的交通和任務等，與來自各方支援的醫療隊（其中有好些來自基督教會）保持著緊密的接觸與聯系[11]。抗戰中的志願服務，可說是與軍兵共進退，與傷病兵員共患難，且頂著日軍頻繁的空襲，冒著生命危險，奔跑穿梭於戰爭之前線，救助了許許多多的人。在抗戰期間的前線醫療工作上，朱友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作為一個牧師，朱友漁在抗站時期的教會事奉，也充滿了艱辛，即便在戰時的大後方昆明也是如此。一次次的日軍空襲不僅擾亂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也擾亂了朱友漁日常的教會工作[12]，曾一度使福音工作陷入了極大的困境之中。但他始終堅持不懈地和當地百姓生活在一起，使教會在風雨飄搖中得以堅立，他自己的行事與為人亦在當地人中有口皆碑。

1939年，朱友漁奉命在“滇緬公路”[13]上做調查報告，卻因此被朋友們稱為“滇緬路主教”。1940年，中華聖公會需要在大西南建立一個新的傳教區，包括雲南和貴州兩省，故朱友漁牧師被選任為該教區的第一任主教。1940年4月，他向同在戰事中工作的同事們告別。5月1日，朱友漁受職的祝聖禮在上海聖三一座堂舉行，在隆重和莊嚴的祝聖禮中榮升為主教。其正式職銜是香港的輔理主教，同時擔任昆明的主教，並管理新的雲貴傳教區[14]。隨後，朱友漁便啟程前往雲南昆明的聖約翰堂，開始新的拓荒工作。雖然生活和工作極其艱苦，然而他卻充滿活力、滿懷激情地奉獻所有時間和精力，來忠心事奉上帝，服務當地人民。

1941年2月，朱友漁回到了上海，在出席主教院的會議時，領受了一項新的職任，即擔任主教院的執行代表，於抗戰期間，使中國各聖公會教區與主教院之間，保持正常的聯系。從此，朱友漁就以“特派員”的身份[15]，遊走在各方的會議之中。期間，他經歷過滇緬公路上艱難的旅程，也曾穿越過兇險的敵軍防線。雖然旅途之中充滿了死亡的危險[16]，但他始終抱著受苦心志和積極向上的心態，奔波勞碌著。幸得掌管歷史的上帝，一次次地救他於患難之中。

1943年6月，朱友漁隨同文教訪問團赴美，訪問華盛頓和紐約。抗戰勝利之後，1948年7月，他出席了英國安立甘宗的蘭伯特主教會議；8月在荷蘭出席世界基督教會協進會的阿姆斯特丹大會。他後來也曾作為中華聖公會教會主教團代表，訪問了日本的聖公會，醫治戰爭創傷。

五、戰後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後，朱友漁又投身於戰後的重建工作中。1946年在上海的聖公會主教大會中，他被推選為新中央職員、聖公會全國總辦事處的總幹事。不久，朱友漁又隨著中央政府而遷至南京。隨著抗戰的勝利，原本被日本占領的教會財產也基本歸還；因抗戰而停止了五年的全國性的“聖公會報”，也得以恢復出版。

1947年8月23-31日，聖公會總議會召開戰後第一次全體大會。在這次大會中，各教區都報告了各地教會的現狀。其中有幾個要點值得注意[17]：1、經過戰爭的火煉試驗，教會同工的事奉精神顯著增高；2、急切需要補充聖品人員和宣教士；3、因國家受戰爭影響而帶來的貧困，導致教會自養無從做起；4、各教會醫院和宣教士們在戰爭期間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5、全國屬於教會學校的物質設備受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6、戰爭的經歷激起平信徒的靈性復興，教會人數的增加隨處可見。

此外聖公會總議會還接納了一份特別委員會所起草的“聖品人員退休金計劃”，由朱友漁主教出任主席[18]。該計劃定於1952年付諸實行。雖然離理想還有一段距離，但對於那些把一生中最佳年華奉獻給教會的的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安全感。在當時戰後最困難時期，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表明了當時教會領袖們少有的勇氣和遠見。

六、1949年以後

雖然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國共兩黨長達三年的全面內戰，共產黨取得了最後的勝利。1950年夏，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幹事吳耀宗等人在新政府的授意與支持下，發表了“基督徒宣言”，隨即發起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致力於把全國各宗派教會納入其掌控之中。1950年7月，普世基督教協會中央委員會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舉行全體會議。因朱友漁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並且作為中華聖工會在普世基督教會協會的代表，因此他獲準出國參加會議。會議過後，朱友漁順便探訪了在美國念書的孩子，並參加了他們的畢業典禮。同年8月末，他又去到美國加州和女兒道別，並留下妻子與女兒同住，自己只身返回中國，繼續他主教的職分。直至1950年11月30日從主教的職分上退休，至此，他正式結束了中國教會的服侍工作[19]。同年12月7日，朱友漁離開了他服侍了38年的祖國；又於1951年1月8日，前往洛杉磯和親人們團聚。

1951年4月，新政府在北京召集了一個基督教領袖會議，討論中國基督教如何割斷與美帝國主義的關系問題，隨後掀起了“控訴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朱友漁作為首批被拋出的中國教會領袖之一，被指控為“沒有心肝的人民的叛徒和敵人”，以及“美帝國主義的全心全意的追隨者”，一時“聲名狼藉”。

1986年，朱友漁在美國逝世[20]，享年101歲。